边缘人

关于“误导”的申明
在叶涛先生的博客里读到一段话：“大劳里——劳里·航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曾经来到中国有意与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界合作，据说航柯原有研究中国史诗之意，不料合作单位对其误导，最后航柯放弃了对中国的研究，转而研究印度。”作为当事人之一，我需要申明几句。

这个“据说”的被”据“者，应该站出来说话，把事情真相说清楚。那次活动，我是参加谈判者之一，秘书长，如今健在的还有贾芝、广西民协的农冠品，以及中国民研会书记处的张文和贺嘉。全程参加翻译者，是李扬，即现在中国海洋大学教书的李扬先生。三江方面，现在国家民委的罗副主任，就是当时三江方面的主事者。捕风捉影不可取。

航柯来中国，是想以中国为试点，实验他的“田野作业”的“参与观察”理念。项目是文化部接受的、中国民间文研究会负责实施。（实施田野调查之前，贾芝和刘魁立去过芬兰，是为了纪念《卡列瓦拉》出版150周年。但也谈了此事。）他代表联合国教科文政府专家委员会来中国，是想以中国为试点实现他的“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理念的，压根儿没有提出在中国进行史诗调查的计划，经双方同意，我们选择了当时我国未开放地区广西的三江，他们同意了。同时，他选择了印度为史诗调查基地，而且每次来中国，下一站就去印度。这也是对我们明确无误地说明的。至于在印度做得怎样，不得而知，没有在他们的“通讯”NewsLetter里看到报道。但在中国他的夙愿是实现了。在三江的几乎所有步骤，都是按照他的设计办的。况且安芬妮是中国通，她又是航柯的翻译，任何事情都瞒不过她的。航柯答应向联合国教科文汇报在中国实施调查的情况。他们全程拍摄了录像，我们也全程拍摄了录像。我们不仅给了他们一套我们拍摄的录像片，而且他们连录像资料也全都拥有。他们的设备比我们先进。来的时候，设备在首都机场卸货，再飞南宁时，我们的飞机装不下他们的器材，只好拆开装，到南宁再组装起来。他们在南宁拍摄的资料，没有给我们。他们出版的NewsLetter选登了我们的文章，我们的《民间文学论坛》选登了他们的文章。中外双方的论文，我们全有英文本译本，也给了芬兰人。我方由民研会的李路阳和王强编辑了全部调查报告和几百张照片（后因某种原因没有出版），由秘书处编辑了《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这都是按照协议办理的。我作为活动的秘书长，不知所谓“误导”由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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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关注并提供了这么多情况。此事已是历史，航柯也已过世。但因有“误导”之说，所以不得不说答复几句。（一）与航柯谈判，两国学者举办学术会议及联合考察，我方的目的，是培养青年学人。而芬兰方面，民间文学是他们的强项，而且以此与西方其他国家的民俗学相区别，他们是想推行其民间文学调查理念。这样就达成了协议。近查过去的工作日记，1985年10月31日书记处会议确定，中芬学术会议与合作考察由我负责。意在通过两国学者的合作，培养青年学者。12月25日在钟敬文家举行在京主席团会议，由我汇报。学术会议和考察目的确定为培养青年学者。贾芝发言说：题目和内容要明确：双方学者培养年轻学者。他和刘魁立去芬兰时，没有谈联合考察事。双方学者交流与培养青年必须对等。避免造成一方教、一方学。马学良发言说，要有少数民族的青年学者，要有几个侗族的，并推荐了几位人选。刘魁立说：要内外有别，对内是吸收经验，对外要有自主精神。钟敬文说：论文要保证质量，双方要对等，学者要有老中青。
（二）至于为什么要选择三江问题。谈判时（1985年），我方（民研会）的主要工作是推进三套集成的调查采录；而史诗的调查收集，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列入三套集成计划中。而且全国的政治形势，开放地区还不多，史诗蕴藏丰富的新疆地区还没有开放。我们所以选择广西三江，虽然当地也是未开放地区，但民族问题不复杂，且自认和人文条件较好（民间文学工作基础好，蕴藏丰富，杨通山等搜集过大量作品，有资料记录档案，掌握各乡的歌手和故事家名单。自然条件也好，有山泉水，县内交通方便，居民主要是侗族（少数是亻革人），那里的风雨桥程阳桥很有名，有郭沫若题写的桥名，等），经广西自治区文联报批，同意接待外国学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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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关注并提供了这么多情况。此事已是历史，航柯也已过世。但因有“误导”之说，所以不得不说答复几句。（一）与航柯谈判，两国学者举办学术会议及联合考察，我方的目的，是培养青年学人。而芬兰方面，民间文学是他们的强项，而且以此与西方其他国家的民俗学相区别，他们是想推行其民间文学调查理念。这样就达成了协议。近查过去的工作日记，1985年10月31日书记处会议确定，中芬学术会议与合作考察由我负责。意在通过两国学者的合作，培养青年学者。12月25日在钟敬文家举行在京主席团会议，由我汇报。学术会议和考察目的确定为培养青年学者。贾芝发言说：题目和内容要明确：双方学者培养年轻学者。他和刘魁立去芬兰时，没有谈联合考察事。双方学者交流与培养青年必须对等。避免造成一方教、一方学。马学良发言说，要有少数民族的青年学者，要有几个侗族的，并推荐了几位人选。刘魁立说：要内外有别，对内是吸收经验，对外要有自主精神。钟敬文说：论文要保证质量，双方要对等，学者要有老中青。
（二）至于为什么要选择三江问题。谈判时（1985年），我方（民研会）的主要工作是推进三套集成的调查采录；而史诗的调查收集，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列入三套集成计划中。而且全国的政治形势，开放地区还不多，史诗蕴藏丰富的新疆地区还没有开放。我们所以选择广西三江，虽然当地也是未开放地区，但民族问题不复杂，且自然和人文条件较好（民间文学工作基础好，蕴藏丰富，杨通山等搜集过大量作品，有资料记录档案，掌握各乡的歌手和故事家名单。自然条件也好，有山泉水，县内交通方便，居民主要是侗族（少数是亻革人），那里的风雨桥程阳桥很有名，有郭沫若题写的桥名，等），经广西自治区文联报批，同意接待外国学者考察。

边缘人

谢谢两位理解！有些事涉及到国家利益，不能多说。谈判时，航柯问到三江的水质，我们说保证没有问题，是没有污染的山泉水，他们还是不放心，于是我们从南宁用汽车拉来一车小瓶装水，供他们考察期间饮用。县里专门为他们新盖的招待所，一切全新。他们的调查活动贾芝和我几乎全程跟着。调查地的一切全向他们开放，没有任何掩盖。调查时完全开放的。只是在开始调查之前，我方全体队员在南宁做了一周的培训。他们的设备比我们先进，又有专人负责摄像，其所摄取的资料，比我方多得多，全部未经检查让他们带走，我们摄制的编成三套，送给他们一套。我们把重点放在培养青年学者上。他们教我们的队员如何在田野现场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做调查。我们在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前提下，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让联合调查成功。全部翻译由某部位某局担任；全程主口译是外交部派来的同志；三江参加秘书处的是现在国家民委副主任罗黎明同志。这些当事人都可以为20多年前的这次联合调查作证，制造“误导”说者最好见见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