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6月17日
《家国书》的文学性首先得益于传主即四大家族本身的传奇性。
在对每个具体家族的描述中，作者都要追述这个家族的历史起源，
动辄几千年，同时还会详细描绘这一家族所在地的历史文化生态。
《家国书》：家国情怀与士子精神
■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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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书》，王旭烽著，浙江摄影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29.80元
纪实文学是以叙事纪实为主的文学样式，严谨的学术态度、熟练的文学手法和当下性是决定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历史系科班出身，具有深厚的现实和人文关怀的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在这方面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最近由浙江摄影出版社推出她的长篇纪实文学《家国书》，就是一部融学术性、文学性和当下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学术、文化、传奇、真情、现实”是我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归纳出来的五个关键词。
“学术”指的是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这首先表现在作品中采用的大量史料。为了撰写《家国书》，王旭烽做了大量的阅读，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有亲历者的回忆、思考以及他们留下的大量图片与文字，有后来者追述、整理的大量文献和传记，有作者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叙述对象而查阅的地方志以及作者实地考察所发现的材料等等。充足而全面地占有资料无疑是写好纪实文学的坚实基础。其次表现在作者占有的资料不但多，而且细，有的还相当专业。虽然作品的叙事对象涉及的专业范围很广，但作者对这些专业领域的内容不回避，有时还涉入细部，确实用功颇深。但最关键的还是作者对待这些史料的态度。在作品中，王旭烽试图拨开覆盖在历史真相上的迷障，用自己的努力去还原历史的真相和本质。比如，在叙述沙家的历史时，她就反复强调要祛除原有中国革命史叙述中的戏剧化、浪漫化和狂欢性，突出革命中所不可避免的“悲剧特质”。这实际上是要以一种更为开阔也更接近真实的文化的历史观去取代原先过分政治化的历史观。王旭烽的这种态度是更加接近于学术的。
“文化”对王旭烽来说是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有学者指出：“她谈的更多的是文化，尤其是文化交流、文化人格和文化信仰，仿佛这才是她的优势，她的心仪。……她的所谓文化是深深植根于历史沃土的。”这一评论不但适合于王旭烽的前期小说包括《茶人》三部曲，也适合于其后的几乎所有创作。王旭烽的这一情结或者说思路，得益于寻根文学的影响。从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上寻找自己生命的根，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在彰显地域文化个性的同时展示中华文化的共性，这是寻根文学的总体思路，也是《家国书》的基本思路。王旭烽的根在宁波，《家国书》就是她“对宁波这座城市的思考，尤其是对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与成就的思考”。而宁波之所以值得思考和研究，是因为她“在如此浓缩的地理坐标上，坐落着如此密集的卓尔不群的家族，展示了极有价值的人文生态”。在作品中，作者就是通过对马、翁、沙、沈四大家族的历史，以及四大家族中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文化人格和文化信仰的着力挖掘和描述，来展示宁波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内在精神的，其中包括重文传统、浙东学派的“事功”精神、越文化的剑与酒的精神等。而在这些传统或精神的背后，是中华文化的大传统，即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超越个人情感的士子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故有传统”。所以，在对每个具体家族的描述中，作者都要追述这个家族的历史起源，动辄几千年，同时还会详细描绘这一家族所在地的历史文化生态，比如在写到翁文灏时就反复提及王安石、王阳明历史人物的无形影响。总之，宁波地域文化生态的个性与中华文化的共性，正是作者选择她母亲的出生地宁波来进行精神寻根的缘由。
“传奇”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文学性”。纪实文学的写作很容易受缚于对象的已然性，写得过实，缺乏文学性。像《家国书》这样具有宏大主题的作品，更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但《家国书》却是一部深具文学性的作品，它显示了王旭烽驾驭重大题材的腕力和才气。《家国书》的文学性首先得益于传主即四大家族本身的传奇性。比如马氏家族，一代之内就出了五个在北大扮演重要角色的亲兄弟，即“一门五马”，其后代也不乏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这样的人物，具有如此传奇色彩的家族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其他三个家族也莫不如是。但即便如此，如何描述仍然是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新中国的诞生，生发出太多宏大的事件，其中也不乏细小的情事。王旭烽对这些“细小的情事”的重要性是有清醒认识的，她也正是通过对传主生活、生命中的诸多细节的精彩描述，使得传主的形象变得丰满而有个性，也使得作品显得充实而充满趣味。王旭烽没有选择向色彩单一的父系家族传统靠近，而是选择了向命运大开大阖却“五颜六色”的母系家族传统，向一个具有强烈海洋气质的南方传统靠近，实际上就是在向生命本身的丰富内核靠近。在表达的技巧上，作者不但擅长于表现复杂的男女情感纠葛，细腻的心理描摹，诗情画意的抒情氛围营造，也喜欢宏观上的把握，喜欢把人物放到中国此起彼伏的近现代历史的洪流中进行观照，使作品具有史诗的构架和磅礴的气韵。另外，对宁波的地域文化、民俗的饶有趣味的描写也是增加作品文学性的重要因素。
“真情”自然也是形成文学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情感丰富是王旭烽作品一个显著特征，哪怕是在纪实文学中也不例外。报告文学作家是一个生命体，传主也是一个生命体，生命可以在彼此关注和彼此尊重中实现交往互动。当一个作家在自己的对象中倾入感情、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时，作品将散发出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王旭烽也是这么做的：“而我亦唯有身体力行，与她做血脉的交融，如此，宁波才会真正进入我的灵魂，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这正是我此番家国之旅的使命。”王旭烽对四大家族的描述和评价是以自己给已逝母亲的家书的形式来呈现的，全书就是作者面对深爱的母亲的讲述和倾诉，这一体式使她能够做到最深情的融入，或者这也是最适合于她抒情的体式，因为宁波毕竟是与她血脉相连的一方水土。
“现实”就是现实性或者说当下性。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一样，撰写优秀的历史人物事迹是为了从中汲取能够服务于现实的某些精神，为当下的人们树立精神的标杆。王旭烽撰写《家国书》就是要通过对四大家族传奇经历的叙述，从中寻找自己与它们之间的精神关联，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之根和生命动力，并以之奉献给时代和社会，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生活实践。在这过程中，以当下的意识烛照历史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新的发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王旭烽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后记》里她说：“我在文中表达了我们还将一次次刷新认识的感想，我现在依然相信，这样的一次次刷新是必然的。”她考虑的是：“一个术业有专攻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安身立命，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为我们的家国奉献赤子之心。”在科技强国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思考无疑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