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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荣春  2014年09月02日14:03 来源：今传媒

　　摘 要：本文通过追溯仪式的概念，考察了仪式传播研究的现状，发现国内比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引进和解读凯瑞的传播仪式观，虽有部分研究开始尝试用民族志等方法对中国本土的仪式传播进行研究，但民族志方法的把握与具体问题的展开还存在明显不足。本文认为传播研究既要重视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又要正视仪式传播与传播仪式观的差异和联系，在传播仪式观的启发下研究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仪式传播活动。

　　关键词：仪式;仪式传播;文化

　　一、仪式及仪式传播的概念

　　特纳将仪式定义为“适合于与神秘物质或力量相关的信仰的特殊场合的、不运用技术程序的规定性正式行为。[1]”特纳在研究恩登布人的仪式中，强调了仪式是一种“象征符号”，与社会形态与交流勾连在一起。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模式”则成为研究仪式行为的一个经典概念，他把仪式看成是地位变化的社会机制[2]。所以说，道格拉斯和特纳等人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受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模式”的影响。涂尔干则认为，“仪式中既有供奉，也有模仿仪轨，不仅追忆了过去，而且还借助名副其实的戏剧表现方式将过去呈现出来，这就是仪式的全部内容。[3]”除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曾对仪式进行过研究。应该说，仪式向来被众多研究者视为观察人类情绪、情感以及经验意义的重要工具。

　　事实上，仪式是一个庞大的符号表征系统，又是一个普通的话语实践，它既广泛地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又或多或少地被使用者赋予了不同的理解。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警惕仪式概念过度使用和泛化的风险。当然，在使用仪式经典定义时也要同时注意到仪式在不同社会场景或情景中的灵活理解，让现代社会中不断以新形式或新种类出现的仪式实践具有更多阐释的可能性。在科学与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中，仪式并没有在社会的变迁中消亡。相反，仪式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它与新的社会形态情景融合在一起，以一种新的形式或种类遍布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我们无法概括和提出一种四海皆准或让所有人认可的仪式概念，但学者们对仪式的持续讨论，关注了仪式与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自远古以来，华夏民族就有祭祀仪式。远古的祖先们用祭祀仪式铺设了一条人与神、人与祖先沟通的通道。

　　有学者认为，“人类实现交流的原始传播媒介有三套系统：一套是理性的符号系统，如语言文字等;一套是实物系统，如石头、陶器等;第三套则是人体系统，如人际传播、祭祀等。[4]”第三套系统说明，祭祀仪式是古代的祖先们重要的传播方式与工具。中国社会向来重视仪式的思考与实践，以至于柯林斯认为，“历史上，最早关于仪式的社会学思考是由中国思想家提出的，孔子和他的追随者强调了礼仪对社会秩序的重要性。[5]”

　　事实上，礼仪观念在中国社会得到了孔子，以及后来的思想家或学者们无休止的阐述，不管是保守还是激进的仪式论者，他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仪式对社会整合的作用。

　　在仪式的经典定义中，仪式通常被认为是象征性、表演性、具有一定文化规约作用的一整套活动。在这里，我们也无法给仪式作出一个精准的定义，只能阐述一个大致的理解与界定。根据仪式定义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把仪式看作是，以特定信仰为基础，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具体，具有明显的高度集中与抽象，但又是日常生活现实与想象的符号化体现，由此而形成的一整套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

　　在传播学者罗兰布勒眼里，任何形式的仪式都是一种传播，仪式和其他传播类型一样，兼具物质和精神的表现形式，蕴含个体与群体对符号与意义的理解[6]。本文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把仪式看作是一种传播活动。仪式活动中，群体和个体采用语言、礼仪等符号来表达某种观念、信仰、情感或传统，从而达成一种认同或秩序。这一过程饱含传播元素的作用。

　　二、仪式传播的研究现状

　　凯瑞倡导关注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强调仪式思维在理解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性。他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关于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从传统中的“传递观”中抽离出来，把传播定义为思想观念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推动了传播学研究路径的文化转向[7]。凯瑞的传播的文化研究思想在其《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一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他对传播研究的两种传播观进行了划分，认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信息的传输过程，诸如发送、传递等，从一端传送到另一端，是以控制为目的; 而传播的仪式观则强调参与、分享、联合以及拥有共同的信仰，并不是信息在时空意义的扩张，而是在时间意义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8]”在对两种传播观进行了比较之下，凯瑞充满信心地说到，“根据仪式模式重新打造传播研究的目的，是为重构一种关于传播的模式并为传播再造一种模式提供一条途径。[9]”显然，凯瑞更加推崇其传播的仪式观。实际上，凯瑞是通过对不同传播观念的阐释，选择不同的研究路径和策略，进而阐明传播研究的文化取向的重要性，强调传播对意义的诠释。

　　在长期受功能经验主义影响的美国，凯瑞的传播的文化研究为传播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引起学界不少反思与回应。美国传播学者罗斯布勒，沿着凯瑞的思路，指出“任何形式的仪式都是一种传播，仪式通常以符号行为的方式呈现于社会情境之中，仪式以最基本的信念与价值为基础，编码了符号和意义系统的逻辑，仪式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最有效的传播形式。[6]”罗斯布勒出版的著作《仪式传播：从日常会话到媒介庆典》，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仪式传播，阐述了文化与传播的仪式观，并提出了“仪式即传播，传播即仪式”的观点。埃里克则认为“学者常用仪式传播来解释文化的结构，应把这一概念发展为启发性的、多元化的概念，重视其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10]”关于文化与传播的研究还有很多，仪式传播研究受到了一定的重视，塞拉就曾回顾30多年来美国的仪式传播研究，认为“经过长期的研究，仪式传播已被视为一个在当前我们的媒介经验中独立的、动态的、现实的观点。[11]”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传播研究长期注重传播效果的研究，而忽视传播意义的研究，对传播的本质理解仍是非常缺乏的。凯瑞开辟的传播的文化研究和他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以及其他研究者后续的仪式传播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传播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

　　在国内，传播的仪式问题同样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关注的角度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介绍和研究凯瑞的仪式传播思想，代表性论著有：丁未的译著《作为文化的传播》，比较全面系统地译介了凯瑞的传播“仪式观”以及传播的文化转向;周鸿雁的博士论文《仪式华盖下的传播：詹姆斯·W·凯瑞的传播思想研究》，该文比较系统地追溯了凯瑞的传播思想的源泉及其理论的核心;郭建斌2006年为中国传播学论坛提交的论文《理解与表达：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从凯瑞的两类传播观入手，重点围绕 “仪式观”的社会思想基础，其在文化研究中的归属，以及为什么要用仪式的视角来考察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二类是结合中国本土情境的仪式传播研究。如邵培仁等人借鉴传播仪式观的研究思路，探讨了仪式传播与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塑问题，认为“民俗展现和节日仪式传播实际就是在仪式中借助各种符号表征方式，使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种种想象落到实处，以重建文化的想象的共同体。[12]”还有研究者研究了传统节日仪式传播与信仰重塑的问题，认为传统节日的各类仪式是信仰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13]。2008年，陈力丹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了部分研究生进行了一次关于传播“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讨论，他们认为“仪式观具有理论的启发性和开拓性，仪式观因强调公众之间交流与沟通过程中经验与意义的共享，能够巩固共同体。[14]”陈力丹和王晶曾对广西仫佬族依饭节进行个案研究，试图阐释仪式传播中的文化共享与信仰塑造过程。他们呼吁，“要从文化传播和人类学研究的角度，重新思考传播的‘共享’问题，我们的研究应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而绝不是仅仅止步于共享的表层，放弃深层问题的探究。[15]”他们的这种呼吁针对目前国内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仪式研究，具有启发性的意义，跨学科的方法与视野应该是这一领域往深层问题探究的路径。

　　三、仪式传播的研究问题

　　研究者王晶从我国传播仪式观研究的现状出发，探讨了传播仪式观研究的支点与路径。她认为，“以传播仪式观为取向的文化研究建构了一种新的载体，它能使我们的研究重新审视大众媒介有关的文化概念，并重新处理效果与功能的概念问题，但是传播仪式观研究这个新的理论领域，真正的探索尚未开始。[16]”王晶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播仪式观研究在国内的问题。纵观已有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的研究无论是从理论还是方法论层面都还有待深入。比较多的研究还停留在引进和解读凯瑞的传播仪式思想上，虽有部分研究开始尝试用民族志等方法对中国本土的仪式传播进行研究，但民族志方法的把握与具体问题的展开还存在明显不足。

　　凯瑞认为，“传播是社会实践的一个整体，它以概念、表达方式和社会关系为切口，这些实践建构了现实(或是否定、改变了现实，或是用仪式展现了现实)。[9]”循着凯瑞的思路，我们可以把仪式当作一种有现实体验，并能建构社会现实的实践或符号化过程来理解。因此可以说，仪式展演过程既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传播(ritual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并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不能混用，但两者又相互联系。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强调的是从仪式的视角出发，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更为本质的理解传播的概念与意义，主要表达的是一种传播观念或理论的文化指向。而仪式传播主要是指把仪式活动或现象本身来看作一种传播形式，并对其传播规律或特点进行研究。一言以蔽之，仪式传播是一种具体的传播活动研究，而传播的仪式观则是一种相对抽象而凝练的传播观念或理论指引。换句话说，仪式传播研究主要借助仪式的思维和方法来考察人类传播活动。仪式传播研究可以说是传播仪式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传播的仪式观又是仪式传播研究的观念或理论导向。我们在进行相关研究时要正视这种差异和联系。

　　参考文献：

　　[1] (英)维克多·特纳著.赵玉燕等译.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著.张举文译.过渡礼仪[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等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 余志鸿.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上)[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 (美)兰德尔·柯林斯著.林聚任等译.互动仪式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 Rothenbuhler, Eric, W, Ritual Communication: 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d ceremony, Thousands Oaks,CA:sage 1998.

　　[7] 周鸿雁.仪式华盖下的传播:詹姆斯·W·凯瑞的传播思想研究[D].上海大学,2010.

　　[8] James ,Carey W.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Unwin Hyman,Inc,1989.

　　[9] (美)詹姆斯·W·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0] Matthew C.Ehrlich.Using “Ritual” to Study Journalis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October 1996 (20).

　　[11] Zohar KadmonSella. The Journey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2007(7/1 ).

　　[12] 邵培仁,范红霞.传播仪式与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塑[J].当代传播,2010(3).

　　[13] 郭讲用.传统节日仪式传播与信仰重塑[J].当代传播,2012(4).

　　[14] 陈力丹.传播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一种仪式?——关于“传播‘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讨论[J].国际新闻界,2008(8).

　　[15] 陈力丹,王晶.节日仪式传播:并非一个共享神话——基于广西仫佬族依饭节的民族志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0(4).

　　[16] 王晶.传播仪式观研究的支点与路径——基于我国传播仪式研究现状的探讨[J].当代传播,2010(3).

英古阿格

特纳将仪式定义为“适合于与神秘物质或力量相关的信仰的特殊场合的、不运用技术程序的规定性正式行为。[1]”特纳在研究恩登布人的仪式中，强调了仪式是一种“象征符号”，与社会形态与交流勾连在一起。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模式”则成为研究仪式行为的一个经典概念，他把仪式看成是地位变化的社会机制[2]。所以说，道格拉斯和特纳等人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受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模式”的影响。涂尔干则认为，“仪式中既有供奉，也有模仿仪轨，不仅追忆了过去，而且还借助名副其实的戏剧表现方式将过去呈现出来，这就是仪式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