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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更新至1908-1978期)

[杨秀]“田野”的呼唤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如何应对“田野”呼唤?
  不管是到民间去,还是要告别田野;也不管我们如何强调田野作业中的伦理原则或答谢原则等,说的多是我们“去者”单方面的姿态。那么,当“田野”对我们有所希冀,发出呼唤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来者”?心知无力帮扶就全然不理会吗?眼下,我遭遇到这困惑,近一个月来,每每想起,心都因之不安,我不知道对“田野”之助光有感恩的心够不够,可除此,还能做什么?这样的困惑或许很多人遇到过,不知道都是如何妥善为之的,很希望能听到前辈及学友诸君的声音。也许说到底仍是无计可施,那这空口白牙的说的过程或许能让心释然吧。


  “田野”之于我们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研究者的重要性,已不必赘述。从选点到建立田野关系,再到著文立说时的特别答谢等诸多环节,我们都做得慎之又慎。

  从学术视角讲,我们是“眼光向下”的;但在具体的田野作业中,我们向那些民俗文化持有者讨教时,眼光不说是向上的,至少也得是平视。可以说,建立良好的田野关系,是我们从此 “业”时的一个先期目标。为达此目标,我们会动用各种关系,比如,找师长、同学和朋友等帮忙,开正式介绍信等等(回家乡找父老乡亲调查时或可免此程序)。然后,多是以拟亲属的身份“落户”于某家,再往来于东街西坊。幸运的,还能得所寄居人家的向导之助。

  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在京郊怀柔农村做调查时,就赶逢过这样的幸运。晓双师妹带我引见了她先前调查时认识的周大爷,此后调查时,我就吃住在他家。周大爷已年过70,风趣且真诚,我问及当地一些习俗掌故时,他多能娓娓道来。大妈就忙前忙后地给我准备吃的用的,听说我没回家过年,又是包饺子又是炸元宵的;饭后还坚决不用我洗碗,说要我抓紧时间去调查。通常是我先跟他们说要哪方面的资料,老两口就说该找谁谁谁,然后其中一个人就把我送到那一家,说明情况再走,有时还一直陪着我。后来,我稍微熟悉了一些,才一个人出门,并逐渐寻找新的访谈对象。京郊的冬天寒风强劲,有时出门我要在羽绒服外再套上周大爷的棉袄才不哆嗦,我每次结束那短暂又紧张的田野调查回校时,他们必陪我站在寒风中,等我上了车才回家。

  而我能给予他们什么呢?限于我的财力,我每次只能带去一点儿奶粉、糕点等小礼物,恐怕连饭钱都抵不上,他们却说“你是学生,又不挣钱,来了别买东西”;给他们照相时,他们也总是以 “洗一张怪老贵的”推托。并不是所有的老乡都如此热心的,也有个别邻居说风凉话。大妈回说:人家孩子用到咱了,也不是什么难事,不就是多做碗饭,多走几步路嘛。谁没有求人的时候。

  是的,谁没有求人的时候!

  今年10月底,周大爷打来电话,说他有点事要我帮忙,希望我能在北京找记者帮着解决一下。我问具体啥事,他说等我去时再当面说,也不是很着急。两周后,我忙完手头活,于11月18日去了大爷家。这才得知是跟后院那家关于房前屋后的地界之争:多年来,大爷家每年都为屋后那块地向村委会缴纳承包费,土地使用权也无人争;但是去年,村委会不知如何盘算的,又把这块地划给后院那家。两家都手执合同,为此地屡起争执,大爷去村委会反映多次,却总是被推三阻四地拖延。一年过去了,老人家得到的答复多是“再等等”、“过几天给解决”之类的话。对村官的推诿扯皮实在无望了,他才想起从电视上看到的类似法治节目,于是想到要我帮这个忙。

  我生长在农村,虽然一直不事稼穑,但我清楚地知道农民对半垅地、一分田的珍视。我再不食人间烟火再书卷气,也没“洒脱”到劝大爷“让他三尺”的地步。明眼人一看便知症结在于村官的 “一女嫁二夫”,但因何至此?为何村官认知到有错却不能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呢?为利所熏?为势所逼?无快刀可用?还是在熟人社会中投鼠忌器?……不得而知,我只无端地感觉到这团麻中有数不清难解的小疙瘩,非我力所能逮。

  那么,找官方媒体吗?这确实是大爷家的大事,但在记者们那里似乎是小事,向媒体讨“说法”会有望吗?我悲观。也不妨做个积极点的设想,即在媒体干预下大爷家最终如愿收回了“失地”,可在到“最终”之前,谁能耗得起这持久战呢?能指望被整治的村官被理所服吗?在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稳定社区中,谁能保证这样的对峙就一次性终结了而不上演续集呢?我依旧悲观。

  我非官,亦不通为官之术。但我知道,我如果能跟“上面”的人通上话,那所有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深谙世事的周大爷找我也是出于这一考虑。说简单就这么简单,但前提是另一家和村官都无“上面”撑持,否则更悲观。我把这些利害关系和后顾之忧都明示给大爷之后,建议他继续找村官求解。大爷颔首,并故做轻松状,嘱我别有负担。

  可我心中真的不安:当初我为完成博士论文,来到这希望的 “田野”上,“田野”倾其所有,成就了我的希望;可现在,当“田野”发出的呼唤时,我却两手空空,无以为报。

  我希望能找到一件帮得上忙的事情来做,减轻我的负疚感。当我再次看到他家东厢房里乱陈的约上百件的瓷器时,我想可以试试吧。4年前我来调查时,那些瓷器就杂放在那里。听大爷讲,这些瓷器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走外贸的,后来交易中断,就被积压在家了。农村人用不起这些工艺品,20多年了一直未联系买家。说实话,我第一眼见到那些很“民俗”的图案就喜欢上这些瓶瓶罐罐了。大爷指着一个有牡丹花和白头鸟图案的高颈花瓶顺口就说出:这叫“富贵绵绵到白头”。他告诉我另一个直筒状的是 “箭筒”,上面画的是正月十五舞龙灯的场面,名为“百子送灯”……我问大爷这要卖多少钱一个,他说七八十块钱就卖吧,留着没用。见我喜欢,大爷就让我挑一个,说是送给我。我心领大爷的真诚,知道给钱他们也不能收,当然不能空手取物,就想下次以代为别人买的名义带两个喜欢的回去吧。


插图:大爷家的瓷器

  回京时,大爷大妈拿出了给我留的板栗、核桃和山里红各一大方便袋,我每样取出一点,留下大部分:这对他们也是难得消费的稀罕货,我不能席卷一空。在回京的路上,我静想着这两件事:“土地案”我无能为力,只能空寄“顺利解决”的希望吧;但买两三个很民俗很喜气的瓷瓶,在我不算太难的事。我会把这些瓷器的照片给我的朋友们看看,希望他们中有喜欢的人也能买一两个放在自家摆设或送人。我还想,最好的方式是能找到大买家,留够我们需要的,把其余的全买走。

  前面感慨过自己非官,这里又要感慨起自己的非商身份与对为商之道的不通了。

  哎,一介书生……

  注:本文为作者2006年12月10日的田野日记。

作者简介:杨秀,女,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理事。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29期(2016年4月7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大耳朵 于 2016-7-4 23: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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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霞]干渴的村庄——泰安市“二起楼村”田野调查记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插图:二起楼的村标



  “二起楼村”这个称呼叫了很多年,据说,这个名字是从村南边的那座村标中得来的。这座村标上下共两层,用就地取材的天然石头建成。在泰安方言中,“起”就是“层”的意思,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这座神秘的建筑一直屹立不倒。由于它在人们心中的特殊位置,村内村外的人都称呼这个村庄为“二起楼村”。

  可是最近,“二奇楼村”的说法渐渐多了起来,从报纸到电视,都开始称呼它为“二奇楼村”。这是因为当地人在距离村标不远处的地下挖出了一块肖氏族谱碑,上面刻着:“盖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始祖彦自洪武迁居泰邑……二奇楼庄。”或许是村民们猛然醒悟了自己的血缘根基,又或许是“二奇楼”总归较“二起楼”更能引起人们的遐想,所以,“二奇楼”这三个字就渐渐喊开了。而“奇”和“起”到底有多大的差别,村里的老人们是不在意的,从咿呀学语到儿孙绕膝,“二起楼”特有的音韵无数次从他们口中流出,他们已经改不了口了。

  从道朗镇到“二起楼村”,坐小汽车大约需要半个小时,路过道旁青涩的麦田,绕过布满层层石块的山道,沿着一条还算宽敞的乡间公路一直向西行驶,直到错落有致的石头院落进入视野,你就来到了“二起楼村”。这样说未免有些笼统,的确,在北方农村,麦田、石头、乡村小道随处可见,可是在整个中国,怕是再难找到另一个像二起楼一样的“石头村子”——这里的建筑几乎全是用石头建起来的。

  入春后直到四月中旬,整个华北地区都经历了一场难堪的春旱,很多地方滴雨未下,一向以缺水闻名的“二起楼村”也不例外。然而,意外的是,我与“二起楼村”的第一次照面并没有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那天,天空中恰好飘起了小雨。当我听到村子尽头处轰隆隆的钻井声时,我立刻就意识到了这场雨水的珍贵意义。


插图:在门口闲逛的老人



  “二起楼村”是一个严重缺水的村庄,村里曾经有过二百米、三百米的深井,可是都在支撑了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后就不再出水。在村子的西南方向有一个大约五层楼深的蓄水池,叫“四清池”。池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存过水了,池底的黄色泥巴干得裂成一块一块的,密密麻麻,皱成一片。这个池子很大,俯在池沿边往下看去,一种纵深感令人心慌,可是与偌大的蓄水池无水可存只能荒废的状况相比,后者似乎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难以逃脱的厄运。

  然而,在求生的意志面前,缺水的厄运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二起楼村”正在打一口六百米深的井,机器发出的轰隆声从幽深的地底传来,响彻整个小村庄。这个深井会给人们送来源源不断的清水吗?这个问题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决断。

  水源的奇缺带来了一个令人难以回避的问题。都说 “女儿是水做的”,有哪一户人家会乐意把自己水做的女儿嫁到这个严重缺水的地方?实际上女儿更是水养的,缺水的“二起楼村”吸引不了娇滴滴的女子们,水源问题隔断了这里的男人们与外庄女子的姻缘。直到现在,村里的老人回想起儿孙们艰难的婚配之路时,还是会眉头紧锁,叹息不已。

  干渴的土壤难以滋养生命,稍有理智的人在选择生计时总会趋于肥沃的方向,这是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对“二起楼村”来说,距离村子仅四公里远的那条高速公路就像是通往黄金世界的大门,几十年如一日,它不知疲倦地运走了这里的青壮年。令人不安的是,人们在经过相当长久的历程后才渐渐发现,这是一条单向道,走了的人再难回来。如今,“二起楼村”还有30来户家庭,村民仅剩下70来口,年龄最小的在五十岁上下,走在村庄里看不到一个青少年的身影。没有活蹦乱跳的儿童,也没有意气风发的青年,只有垂垂老者倚着门,巴巴地张望。

  “二起楼村”是一座干渴的村庄,这种干渴不仅仅是水源的匮乏,它的难以存续是一种更紧迫的干渴。恶劣的生态环境持续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存资源,人口不断地流失,这一代的老人或许成了最后的坚守者。这个村庄的命运将会如何?

  我希望有一天能天降甘霖,干裂的土地重新愈合,鲜活的生命再次装点大地,我也希望正在打的那口深井能够持续不断地涌出甘甜的清水,村民们因缺水带来的忧愁能够得到缓解。

作者简介:罗瑞霞,湖南耒阳人,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43期(2016年8月25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大耳朵 于 2016-11-22 11: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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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丛聪]婚育观念变迁调查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接触民俗学两年有余,最喜行走在田野的时光,每一场仪式中的感受、每一次访谈时的惊喜、每一个按下快门的瞬间都悄悄溜进记忆的最深处,每每回忆起来都是那么鲜活、生动,河北广宗的梅花拳、江苏赣榆的渔文化、湖南长沙的乐和社区、山东菏泽的农民画……走过了很多地方,看过了很多风景,聆听了很多故事之后,我决定在家门口开展一次婚育观念变迁的田野调查,田野点选在了济南南部的一个城边村,近几年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促使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婚育观念的变化。

  本次调查借鉴了社会学的方法,随机抽取了200对已婚夫妇作为样本,对其年龄、籍贯、婚龄、学历、职业等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同时访谈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村民,回忆了解放前夕至今不同时代的婚育习俗,生动地展现出一幅婚育观念变迁的社会图景。

  建国前夕,封建传统婚育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村民结婚依然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自主权少的可怜,直至结婚当日才知道自己未来的伴侣究竟什么样。通过访谈一位85岁的老人,听她讲述自己结婚的流程,大致能够还原出那个时代结婚的场景。她1949年3月结婚时18岁,经济水平决定了聘礼和嫁妆的单薄,男方给了二十五尺蓝布、两个碗、一件菜青色的绸子夹袄,娘家陪嫁了两件衣裳,结婚的轿子和嫁衣都是租来的,娘家兄弟提着手盒和压轿水饺去送亲,娘家侄子和侄女压轿。进门跨过放着鞍子的火盆,在天井里拜天地之后便进入洞房开始坐帐,直至回门,在床上一动不动。结婚当天有乐队演奏,敲锣打鼓十分热闹,新郎一家进进出出招待宾客,街坊邻居前来帮忙。第二天回门,娘家人牵着马或者骡子带着抬头面到婆家,婆家煮抬头面招待娘家人,中午设宴款待,但是新娘却不吃抬头面,直至中午回娘家吃饭,这是齐鲁旧时婚俗,新娘婚后三日内不食夫家之饭,女家送面条以示慰问,称之为“抬头面”。婚后还要上喜坟,时间是新婚后四五天左右,由男方的嫂子或者婶子带着新人去,在坟头上压上红色的坟头纸,摆上供品,至此,婚姻正式达成。该老人一生养育了六个子女,问及为何生育如此多的孩子,老人简单回了一句“有了孩子就生”。那个时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点笼罩着村落,受教育水平低,妇女地位低下,使得她对于婚姻和生育的认知简单肤浅。

  建国以后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婚姻自由且受法律保护,媒人牵线后,男女双方在男方家或者媒人家见面,同意之后方可订婚、交换生辰八字,到民政局登记后择期结婚。这一时期婚礼从简,接新娘不再用花轿,坐帐习俗消失,聘礼和嫁妆依然是简单的日用品,回门和上喜坟跟解放前相差无几。生育观念几乎没有变化,一般村民生育子女数量依然在三个以上,养育方式简单粗暴。

  文革时期,“破四旧,立四新”,婚礼上要念毛主席语录,婚后不再上喜坟。而且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各地都制定晚婚年龄,据村民回忆,当时地方上规定的婚龄为男25岁,女23岁。村民普遍结婚较晚,生育数量大大减少。

  改革开放以来,自由恋爱开始萌芽,年轻的村民在共同劳动中相互认识和了解,彼此产生好感,甚至通过情书表达爱慕之情。但是大部分村民依然需要媒人介绍,即使是自己谈恋爱,也需要媒人象征性的出现。婚姻中开始重视情感因素,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大进步。文革结束后,婚礼中的各项仪式开始复苏,结婚不再宣读毛主席语录,严肃的气氛一扫而光,娱乐成为主旋律。这时期计划生育严格执行,生育子女数量被严格把控。

  20世纪末至今,村民的婚育观念发生巨大改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们开始追求情感体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大学生的比例逐年增多,之前较为稳定的通婚圈被打破,择偶不在受距离的限制,婚姻的媒介从媒人发展到婚介所甚至是互联网,婚姻的缔结更多的是出于情感的考虑。聘礼和嫁妆的数量跟质量也节节攀升,从“三转一提溜”到“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迎亲的车队,从红色的夏利到奔驰、宝马。婚礼逐渐分化出了三种形态,暂且分为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型。传统型婚礼保留原始的婚礼流程,全程在村内进行,规模盛大;过渡型婚礼保留了原始婚俗中的大部分内容,但是把宴席设在酒店;而现代型婚礼,全部流程交给婚庆公司操作,只是在自家门口贴上对联和喜字,更有甚者直接选择旅行结婚。在生育上,村民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子女的教育支出在家庭支出中的比例逐年增加。

  历时来看,六十余年村民的婚育观念变迁呈现出婚姻媒介多样化、择偶标准个人化、通婚圈扩大化、婚礼形式层次化、生育观念科学化等态势,体现了村民思想的进步与开放。同时,从共时的角度审视,不同时代村民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分化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村民婚育观念的差异。

  粗略的普查未能深入村民内心去了解其个人想法,婚俗、育俗的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的补充调查,作为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我对这个问题充满好奇和期待,未来将会持续的关注。

作者简介:崔丛聪,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在读硕士。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48期(2016年9月29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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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宜铮]走出书斋,走向远方——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田野调查随笔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插图:与察布查尔县第一中学的老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从学习民族学专业起,老师们就时常将“田野调查”挂在嘴边,我也记得英国人类学家赛里格曼曾说:“田野调查工作之于人类学就如殉道者的血之于教堂一样。”于我来说,田野调查是个既神秘又复杂的工作,说神秘是因为之前从来没有长时期深入一个陌生的地区和陌生的人打交道,还要想方设法获得尽可能真实的一手资料;说复杂是因为看了之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们深入田野时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有时还会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进入田野之前,内心是既兴奋又忐忑的。

  我们选定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第一中学与第三中学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第一中学拥有比较悠久的办学历史,第三中学以“双语教育”知名。第一天上午的调查结束,我们可谓是 “收获满满”,小组里的每个人都有一定数量的访谈资料与已经发放的问卷,心中暗自窃喜,“田野调查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苦和难嘛!”但,在进行资料的整理时发现,访谈资料中中学生们回答的同质性及其高,就好像他们提前商量好似得,问卷的回收率达到100%,但有效率却不及一半。这样看来我们忙了一上午但几乎是一无所获。

  我们很迷惑:运用的方法就是书上写的啊,制作了访谈大纲与问卷设计,用怎样的先导语,怎样追问,怎样表现得友好等等,但为什么获得不了资料呢?正当我们苦闷时,指导老师高老师指出了我们的问题:我们太急于获得资料,还没有和被调查者相互了解就想让别人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问题太直截了当,一些问题被调查者由于自身原因不想做出回答,这就导致几乎对问题的回答是一致的,这是他们不想回答你问题的一种表现。在经过和老师几次模拟访谈之后,我们再次进入田野。先从观察开始,观察他们的作息时间,观察他们的喜好等等,从观察中了解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在想些什么,了解他们的苦恼、他们的偶像。我们不再那么急切地想获得他们对我们问题的回答,而是先将时间用在和他们做朋友上,和他们聊我们在不同年龄段喜欢的事,喜欢的歌等等,先拉近心的距离再进入访谈。


插图:与察布查尔县第一中学学生合影留念



  大学三年,我们进行了系统的关于田野调查的专业学习,对民族学调查方法可以说是比较熟悉了。分享了前辈们的田野调查日记、笔记、心得,似乎觉得不进入田野也是可以的,有这些资料就足够了,况且关于这里的调查也都有人做过了。没有进入田野之前,我的心态偏向于此,但事实却将我从梦中叫醒。正如林耀华先生说:“民族学的材料,主要不是来自现成的书本,也不是取自于官方的文件,也不像某些自然科学学科得于实验。它的基本来源只有一个:民族学实地调查。”书斋是民族学、民俗学积累知识的殿堂,但真实的“试验场”却是在田野,这次田野调查改变了我对民族学、民俗学的看法,在今后的学习中迎接我的是更多地进入田野。

作者简介:韩宜铮,新疆大学历史与民族学系2013级学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49期(2016年10月13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大耳朵 于 2016-11-22 12: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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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艳艳]苏州灵岩山寺安养院预调查随笔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插图:苏州灵岩山寺正门



  苏州灵岩山寺是民国四大高僧之一—印光大师最后生活和圆寂的地方。

  慕印光大师之名来这里朝山、拜山的信众很多,而且在现任主持明学法师的坚持下,门票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元,因此来这里的游客、香客以及信佛居士也格外多些。

  游客来这里旅游,或许会觉得风景还不错,至于寺院,除了部分房舍较为陈旧外,好像与其他寺院差别并不大。把该看的景点看上一遍,在素面部吃上十五元一碗的素面,放松一下身心,然后就悠闲地下山了。香客一般在烧香拜佛完毕后就下山了,只有那些打算做佛事的香客,才会在佛事登记处登记缴费,然后在寺院客房住上一晚,随晚课为已去世的人做超度普佛,或随早课为在世的人做延生普佛。居士上山,在烧香拜佛之后,一般会去拜访某位师父,或做供养,或向师父请教一些修行的问题。经常上山的居士与这里的师父很熟,可以随意进出于挂着“游客止步”牌的僧人生活小院和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内部。他们也知道需要帮忙的钟点和地方,没事的时候就去做一些义务劳动。比如,早饭后去大寮(给僧人做饭的厨房,给居士做饭的厨房叫小寮)择菜、洗菜、切菜;晚饭后去库房帮忙整理零钱(主要是功德箱里的零钱)。干完活,自己找个清静的小院落(通常禁止游客入内),读读经,念念佛,静静心,亦或找某位师父喝茶聊天。两三天或四五天后,带着一颗清净心下山,继续尘世的奔波与忙碌。


插图:安养院里的念佛堂,也是上早晚课的地方



  第一天上山时,我以游客的身份,在山前山后走了一遍。在下山的途中,半山腰有一片墓地,墓碑林立。我在安养院的门口遇到了一位身着黑色海青的垂暮老人,看起来让人感觉心情压抑,好像生与死、阴与阳相隔地如此之近!但安养院门内安静沉寂,以至于我的内心对此产生了些许的抗拒。看门的老大爷不同意我进入安养院,我只好直接向他询问了一些情况。老大爷祖籍苏州,现在上海生活,他的老伴儿笃信佛教,坚持要到这里来“修行”。由于山上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念佛之外,别无他事,老大爷表示生活得并不开心。我再次回到山上,在库房挂了三天单,打算三天后返校;同时,我也希望可以寻得其他生机。我从客房值班室打扫卫生的居士阿姨那里突破了困境。她喊我去大寮帮忙洗菜、切菜,这让我进入了义工们的生活圈。这位居士阿姨在安养院做了三年的常住义工。因为新建客房需要人手打理,她才被调到了山上。由于我待在这里的时间太短,所以想去安养院做义工的提议被她拒绝了。

  晚上回到住处,我发现新住进来一位居士。她在东林寺做了一年义工,前几天在扬州高敏寺做禅七,来灵岩山主要是为了解安养院的情况,因为东林寺新规定65岁以上的老居士不能再住在寺院里了。她们是念佛人,总想临终有个归宿,听说灵岩山寺有安养院,就委托这位居士来了解情况。

  第二天,东林寺居士、值班室居士阿姨和我,在库房帮忙数钱聊天时说到了山下的安养院,东林寺居士想为同修们找临终念佛之处,同时值班室居士想为安养院招义工(外地人要想入住安养院,需要先做义工,以积累功德;这也是一位师父所提到的未来安养院的自循环发展模式,即六七十岁的老人照顾八九十岁的老人),而我对安养院也感兴趣,于是三个人一拍即合,商定数完钱就去安养院。


插图:灵岩山寺安养院午餐时义工在分餐



  这次我们是从小门进去的,沾东林寺居士的光,因为她要拍照给同修们看,我也就跟着拍了一些照片。午餐丰富可口,义工的服务态度很好,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精心地服侍老人用餐。同时,我也了解到了安养院的入住条件:70岁以上;皈依三年以上;家属签合同,临终按佛教仪式进行。老人们每天有功课。目前这里入驻的老人有60多位,每人每月交600元生活费,据这里的一位师父说,这些生活费连基本的维修费都不够,其经费主要依靠灵岩山寺拨款支持。

  安养院内的老人慈祥平和,义工温柔细心,给人一种祥和的感受,之前阴郁沉寂的气氛完全消失。在回去的路上,刀子嘴豆腐心的值班室居士也向我聊起了自己的修行经历。通过与几位居士的接触,我发现他们并没有那么神秘,在适当的场景下很乐意与人分享自己的修行经验。他们有的常年在寺院做义工,有的利用自己的工作在社会中做慈善。在他们身上,不仅可以听到不同的精彩人生故事,也可以了解到他们对人生、对佛教的理解与体会。

  我准备暑假有机会再来这里做半个月或一个月的义工,通过切实的参与观察,以期更深一步地理解居士们的修行生活以及佛教养老的模式和特点等。

作者简介:孙艳艳,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51期(2016年10月27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大耳朵 于 2016-11-22 12:0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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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娟]情系田野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田野会上瘾,你戒不掉,也不想戒掉。

  我喜欢上田野调查,缘于毕业论文的选题,我是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妹子,选择了家乡的民间刘仙娘信仰作为研究对象。为了毕业论文有血有肉,更加具有生命力,我踏上了田野之路。

  2015年8月8日,这是我初入田野的日子,对我而言那天因紧张甚至有点焦虑,原本早上6点就起床却拖到了11点才迈出自己的第一步。由于田野调查前,翻看过董晓萍的《田野民俗志》、江帆的《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掌握了一些田野调查的方法。因此,采访对象没有随意选择,而是选择了积极参与庙宇活动且表达能力比较强的老人。田野调查预设往往都是美好的,但是实际操作时,事态的发展偏离你预设的目标通常是一种常态。预设的第一位调查对象,未能满足我的需求,但是这位老奶奶却是我找到最佳调查对象的中间人之一,她告知我何师公有刘仙娘唱本,每次刘仙娘诞辰,何师公做法事时都会念唱它。


插图:师公跟笔者讲解唱本



  于是,我开始了寻找我真正的调查对象何师公,兜兜转转,寻寻觅觅,我终于两天后联系上了何师公,且因为最后一位中间人(黄爷爷)与师公是好兄弟,我得到了师公的热情接待。第一次见面约在何师公老爷爷家里,我走了十多里路,问了很多路人,终于见到了这位和蔼的老人家。

  初次见面,一定的礼节不能少,入乡必须随俗。全程调查,放低自己的姿态,是田野调查方法中曾告诫我们的,而我也是那样去践行的,师公拿着唱本跟我说了一遍刘仙娘事迹,调查过程中,他提及:“他反感的事情,就是以前来了很多调查者,也是来问刘仙娘的事迹,但是一上来就是要拍照,根本就不信刘仙娘,就是为了这些资料拍了就走了”。听何爷爷这样说,我没有提要拍照,但是我表达了需要这份唱本的强力愿望。鉴于全程我都有录音和做笔记,此次拜访收获还是挺让人欣喜的。

  三天后,师公亲自摘录把唱本送到了我家,双手接过还有何师公余温的手稿,我激动地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有时候想起来,都会不自觉感叹自己何德何能,能让一位八十多岁的师公为我的事情亲历亲为。后来,我才从师公孙子那里得知,采访前三个小时,何师公因为身体不舒服打针未回来,我在他家等待的这三个小时,他家年轻人都嫌弃何师公年老患有脑梗的妻子,但是我却没有,而且跟这位奶奶聊得很欢,她腿脚不方便,我帮她搬椅子,扶她走路等,这些后来老奶奶都告诉了师公。


插图:刘先娘出游队伍



  这让我明白,田野调查不能只为目标,仅为目标而去,有时候做人比做事更需要坚守,做人做好了,事情自然也就顺了。这个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说明,2016年10月1日,刘仙娘出游仪式,我全程参与观察,一度被乡民和师公认为是一名记者,我从早到晚,紧跟师公左右,生怕错过某些重要的细节。此次出游仪式所请的师公姓陈,不是原来我熟悉的师公,又需要去建立一种新的联系且不再有中间人时,我担心凭借一己之力很难胜任,但是我还是坚持着。晚上10点多,我在用笔记录临时搭建的“神殿”所贴的“费斯”(类似对联,师公称其为费斯)上的字,这时候陈师公走来问起“你是记者?”我否认之后,告诉他我只是一名学生,并且借机告诉他,我想了解刘仙娘信仰文化。当地人、学生这样的身份,让师公对我没有一点防备,愉快地跟我聊起刘仙娘的事迹、出游仪式等,最后我提出想看看唱本,陈师公也愉快地答应了。调查者都是“贪心”的,最后我提出想拍照,陈师公居然也答应了。这似乎过于顺利,顺利得我都不敢相信,接过唱本时,我的双手都在颤抖,为了清晰,我想扫描下来,就在这时候,师公班子的另外一个成员过来阻止我说,不能拍照,这个东西文化局找了他很多次,他连看都没有让他们看。陈师傅也前来阻止,并且看了我手机。陈师公说:“这些唱本,不外传,你在这里我可以给你看,看一个晚上都可以,但就是不能拍照,并开玩笑说我可以选择全背下来。”那一刻,我确实很想自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把这些内容塞进自己的脑袋里面。我握着宝贵的唱本,仔细地阅读着,中途师公去做法事了,我曾有很多机会拿出手机将唱本拍下来,但是这个念头却未生成,不知是不是在这样一个让人敬畏的场域,自己变得更加心存敬畏。直到法事完成,我也没有偷拍,当唢呐声停下来,我抬头那刻,我看见师公正看着我,他挂着满脸笑容。原来师公一直都关注着我,而我的守信,让我接下来的采访获得了更多意外之喜,师公主动提出加我微信,我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随时请教他。

  临近凌晨,我踏上了归路,我越来越相信,越努力越幸运。多次的田野调查,让我明白了,田野调查工作需要“情”灌溉,她才能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一时没有获得想要的资料,不要冲破道德的防线,因为做人要比做事更需要我们坚守。

作者简介:苏娟,广西大学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2014级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53期(2016年11月10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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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晓帅]像亲人一样关心他们的生活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原标题:[毛晓帅]像亲人一样关心他们的生活——基于《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县区卷本)田野调查的反思


插图:毛官营村的大街,武连起家就在这条街的东南角上。


  2013年7月,我跟随导师刘铁梁教授到北京市平谷区进行《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平谷区卷》的调查和编写工作。马昌营镇毛官营村就是我负责普查的村落之一。该村以做豆片儿而远近闻名,其中武连起家是村里最出名、做得最好的。在2007年出版的《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平谷卷》中,武连起的豆片儿制作手艺被收录其中。

  2013年7月11日,在毛官营村文化干部的带领下,我第一次来到了毛官营村,我的主要访谈对象就是武连起夫妇。然而第一次的访谈过程却显得十分尴尬,在整个访谈过程中,老人始终都板着脸,没有笑容。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们也爱答不理。两位老人与妇女主任的对话也充满了火药味儿。在这样尴尬的氛围中,我们只进行了40多分钟的对话就结束了本次访谈。

  第一次访谈以失败告终。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在回想今天访谈的情景。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话得罪了老人?还是他们不愿意外来者打扰他们的生活?再不然他们和妇女主任有矛盾?我辗转反侧,百思不得其解。我决定明天自己再去一趟毛官营村。

  第二天一早,我独自一人来到了毛官营村。这次只有武连起的爱人在家。我一进门,她就说:“小伙子,你怎么又来了?”我说:“昨天时间太仓促了,还有几个事儿不太明白,想再跟您聊聊。”她依然是昨天的那副表情,冷冷地说:“你爷爷(武连起)不在家,你改天再来吧。”我接着问道,“爷爷去哪儿了?”她说:“上平谷医院看眼睛去了,白内障,做个小手术。”话还没说完,她就已经自己到院子里忙活去了,我只好告辞。第二天的访谈依然碰壁。回来后,武连起老人去做白内障手术的事情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思来想去,我觉得应该过两天再去看望他们二老。

  7月14日,我第三次来到武连起老人家中,可是这次家里没人。正当我准备原路返回的时候,武连起的爱人回来了。见面之后,她问我:“嘿,你又来啦!”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嗯,我来看看爷爷的眼睛怎么样了,好了没有?”她的表情一下子就变了,笑着说:“小伙子你可真棒,你还惦记着他的眼睛呢,我以为你又来问什么问题呢。”我说:“这次我不是来问问题的,上次您说爷爷去做手术了,回去后我就一直想着这个事儿,不知道爷爷眼睛怎么样了。所以我今天又来了,我就是来看爷爷的。”奶奶听了之后很高兴,她把我让到屋子里说话,还给我摘了一根儿院子里的黄瓜吃。她告诉我,老伴儿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今天又去复查了,一会儿就回来。不一会儿,武连起就回来了。奶奶告诉他:“这个小伙子专门来看你的。”武连起听后也很高兴,还让我中午留在家里吃饭。这一次我跟他们夫妇聊了两个多小时。但是,从头至尾我也没有问他们任何有关民俗的问题,只是关心他们的生活,了解了他们现在最需要什么,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我走的时候,武连起老人拿出了家里的电话本,让我把名字和电话写下来。他告诉我,“这个本子上记录的都是亲戚、朋友们的电话,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你把你的也写上吧。”我很高兴地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写在了本子上。临走的时候,武连起老人还邀请我下次一定再来。

  第三次的访谈总算有了收获。武连起夫妇终于把我当做朋友,而不是一个外来者。回到镇上后,我仔细思索今天的发生的一切,我之所以激动不已,并不仅仅是因为我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田野关系,为今后的调查奠定了基础,而更多的是我像关心亲人一样关心了他们的生活。武连起夫妇也把我当做亲人、朋友看待,让我把联系方式留了下来。这种关系很奇妙,特别是对于远离家乡和亲人,孤身一人在外地读书,现在又一个人独自在郊区进行田野调查的我来说,就像在异乡遇到了自己的亲人、朋友一样,感觉很温暖。我想,武连起夫妇也是一样,他们肯定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亲人一样多关心他们,多跟他们聊天,与他们做朋友,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功利的目的来打扰、窥视他们的生活,然后一走了之。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又来到武连起老人家里,与他们二老进行了两次访谈,每次访谈的时长大约三小时。他们很热情地给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平谷区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我总共五次来到武连起老人家中。这五次访谈,让我明白了如何与访谈对象打交道。我们要像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不能带着完全功利的目的来向访谈对象索取答案,我们与访谈对象之间应该互相关心,建立一种亲人和朋友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理解他们的生活,我们的田野作业才能充满乐趣和温情。

  此后,我跟随刘铁梁教授又陆续参加了顺义、大兴区和海淀区的民俗文化普查工作。在这几个区进行民俗普查时,我始终坚持要像亲人一样对待自己的访谈对象,这使我受益匪浅。在这几年的民俗文化调查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人,交了很多朋友。直到现在,他们带给我的感动与不舍还时常萦绕在脑海之中。我想以后我依然还会坚持这样,像亲人一样对待自己的访谈对象,与他们交朋友。

作者简介:毛晓帅,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民间文学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56期(2016年12月1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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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岚]喝茶还止语,别闹了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插图:作者(右一)在台湾深坑的一家40年的茶店内。



  茶圈里一直广泛流传着某大型茶会的神话,好像没有去过这个茶会,你就不是茶圈里的人。为了田野的需要,我也是够拼的,花了480“大洋”,抱着我一个“俗”人去大观园里看看别人都是怎么“雅”的心态,去争取“清新脱俗”了一把。

  茶会地点在上海附近某适宜居住的城市,这种“市”外高人的茶会的选址一般都是在城市的边缘,一个废弃的老工厂厂房里,主人花费巨资打造成了一个艺术馆或者博物馆的样态,因为地方太过荒凉,滴滴都不肯派车给我,心理阴影面积也是有点大。

  这种高逼格的茶会空间布置通常都是这样的:大挑高、大场面,半透明的布帘,和着对襟盘扣棉麻款的大师们一起轻舞飞扬,地上不规整的茶席处,随处看似随意地散落一些枯莲蓬、枯树枝以求得侘寂美学的境界,香炉香插里沉香檀香龙脑香,烟雾缭绕,周围插在地上的绿竹,伴着活水小泉的人造景观倒也不俗。人与自然嘛,在室内也要和谐共生。

  话说茶会是集齐两岸三地的茶空间的堂主、斋主和轩主们,各位小主们的标配是女的长发飘飘,男的手串佛珠。没有个对襟的褂子和黑布鞋真是不好意思出来参加雅集。

  我一个俗人,真是没见过这样的盛景,在时而清风明月时而金戈铁马的不同风格的茶席旁边溜达了半天,好不容易喝上了一口茶,刚想跟旁边的姑娘交流一下茶的口感,就被旁边的一个工作人员提醒说,不好意思,这场是止语茶会。

  喝茶,还止语,你逗我吗?

  古往今来,中国的茶文化里,除了文人雅士在大雪夜跑到西湖的湖心亭上看雪煮茶以外,还没听说品茶不语之说,对了,那个张岱的初衷是去湖心亭上止语观雪,不过意外发现上面还有两位兄弟,于是呼朋引伴快意人生了。

  从东汉开始,茶,除了它的药用价值和宗教属性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是人际交流的媒介,所以那么多的故事发生在茶馆里,这里就是一个小社会。王笛通过解读四川成都的茶馆这个微空间来探讨茶馆作为一个个城市的细胞是如何解决市民的娱乐、休闲、就业、消息来源,甚至是公共热水问题的。大观园里的姑娘们也有雅集,她们的雅集吟诗作对,喝茶听戏,看似是玩儿,其实也是一个人际交往的场域空间。

  所以,喝茶,止语,这也算是大陆当代茶会雅集的独创吧。


插图:鹿港妈祖庙旁边的茶店一角。



  当代的茶会雅集风潮是从宝岛台湾吹来的。但是今年10月去到台湾,跟一个做茶的老师交流这场茶会,说到止语,她也有点蒙圈,说台湾的茶人对待茶会其实更像爱茶之人的交流会,大家喝茶品茶评论茶,从没说过茶会要止语。

  台湾的茶人们从大约1980年代就开始组织茶会,这股风潮就要从更早的1970年代台湾本土思潮说起:1970年代的台湾是在一系列外交的挫败中度过的,到1979年台美正式“断交”,引发了台湾思想与文化走向的变化,这一时期,台湾开始了由西望到东归的转变,这表现在一方面面向回到现实、直面现实,关注现实的社会与人生,关注脚下的土地和人民,另一方面,重建与自身民俗历史与文化的接连。

  这场运动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比如仿古老家具在台湾的流行,比如紫砂壶疯狂,当然,在饮食界,最后就落在了代表东方核心元素符号的茶上。

  于是台湾掀起了老人茶的改造运动,让那些俗得不能再俗的大茶杯,结合了日本茶室的空间设计和福建工夫茶的冲泡方式,在冲泡茶的空间环境、茶具设计、茶的品饮意境提升上都做了诸多努力,也随之出现了一批“人文茶馆”,加之文人雅士不断的文化建构,最终传统的老人茶在台湾完成了“人文茶”的转变,甚至带动了台湾本土茶具的创新和销售。

  1990年代以来,两岸互动加强,台湾的茶文化风气也随之传入内地,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茶馆和遍地涌现的茶艺师就是很好的说明。

  只是我们把旧的抛开得太久,忘记了要怎么重新开始,于是我们学习台湾的茶艺考试制度,从功夫茶的基础上“创造”六大茶类的冲泡方式,伴随着近年来新中产的崛起,一批“有闲阶层”开始慢慢进入茶会雅集的领域,于是焚香、挂画、插画、饮茶成了当代新四俗。

  茶会茶会,茶成了最不重要的元素,谁的器皿高级,谁的服装有调调,谁的茶席更不同,谁更能讲薄荷塘的故事,茶会的参与者们,各种自拍与合影,朋友圈不断地发发发,告诉自己的朋友们,今天又参加了一个多么高雅的聚会,等着被点赞等着被评论,于是俨然自己已经活在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里。

  台湾的茶人大多在商言商也不言商。

  我在台湾的茶空间里喝茶,泡茶的老师会给我讲很多关于茶的制作工艺和产地的地域属性,或者会给我展示她自己欣赏的茶具,穿着是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没有一定对襟棉麻,有满满的一屋子的紫砂,因为从1990年代就开始在宜兴的村子里一住就是两个月,不急不缓地候汤,注水,每次倒茶后都会做一个请的动作,不曾讲什么是古树这是什么年份的茶,态度却也是告诉你,茶是要喝出来的。

  之前还看过一篇文章说,台湾的茶人希望自己通过茶回归到传统中国人的样子,所以他们不太在意企业的体量有多大,最好个人就是一个品牌,用自己来带动周围的消费群体。

  在鹿港,遇到一个老伯,家里很多老茶,以前并不做普洱生意,用各种紫砂壶给我泡了各种茶,还跟我聊了一个下午,不急不缓,他跟我说,其实台湾的茶人没有那么着急,因为茶这种东西急不得。

  我跟他讲起来大陆现在的茶风气,我说大师满天飞,一口茶下去,别人都不敢说话,谁说谁死,老伯笑了笑说,茶这东西嘛,个人喝个人的口感而已。

  所以其实在今天,我们正在建构一种新的都市饮茶习俗,那就是茶会雅集的消费,伴随着中产的兴起,审美和文化需求的提高,这样的文化产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样的建构一部分来自中国自古就有的雅集文化,更大一部分来自台湾的人文茶的影响,而台湾的人文茶又夹带着传统的工夫茶和日本的抹茶道的源流,再次传入大陆的时候,文化的表象和内涵都发生了畸变: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形态,大师云集,天价老茶,茶器茶服横飞,甚至出现茶会止语。

  茶会茶会,茶成了最不那么重要的一环。茶人们都说想要反身回到传统,但是传统是什么又无从知晓,茶人们都喊着想要慢下来,却又赶集似地赶着一场又一场的雅集。日本南部的铁壶,台湾莺歌的瓷器,贴了银的杯子,金子打造的茶则。这一切的一切像极了茶刚刚进入日本的时代,那种要打造黄金屋做茶室的时代。今早还开玩笑跟朋友说,没事千万别玩茶,谁说玩茶省钱,简直堪比吸毒。

  所谓“言必称古人,心却很浮华”的时代,不过如此吧。也许一项新的传统,总是要走过一段不伦不类的路。

  前些天,路过上海博物馆,路两旁都是很大的树,不知道是什么叶子落下来,大大的叶片,还卷着边,我弯腰,捡了10片,想着,下次茶会的时候,用来做个茶则,倒也不俗吧。

作者简介:张海岚,女,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57期(2016年12月8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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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婷]田野体验:云南剑川考察小记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今天是我们来到调查基地的第一天,早晨天气很好,在九点钟左右,我们来到姜伍发家吃早点。早饭是我爱吃的饵丝,剑川饵丝和大理饵丝有所不同,这些干饵丝需要用水泡一下再下锅。剑川的饵丝比大理的要细,它的配料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例如炸酱就分两种,一种是放了辣椒、胡椒粉等各种香料,另一种则较为清淡,除了炸酱,几乎没有多余的作料。当然,还有洋芋丁,番茄丁,香菜等之类的配菜。

  吃完早饭,大概在九点半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基地,在那儿等候翻译的到来。由于人员有限,所以两人一组,由一个翻译带领至各家各户进行访谈。在十点钟前后,来了一男两女,共三个翻译,男生叫金彪,看着比较羞涩,女生分别是李文琴和李映萍。我和同年级的一位同学一组,翻译是李映萍,可能是首次见面的缘由,起初小翻译与我们交谈不多,后来慢慢熟悉了,交流也就多了起来。


插图:着盛装的张定全老人



  原本我们和导师打算在上午访问张定全老人,但是由于导师临时有事,就改为我们自行前往了。不巧的是,当我们来到张定全老人家中的时候,却被告知老人去了水库边。本以为此次访问将会落空,但是稍等了片刻之后,老人回到了家中。张定全老人作为念佛会的主要成员,对于本主会的仪式过程比较熟络。因此,访谈主要是围绕本主会方面的内容展开。本主会是当地人祭祀本主的日子,一般在岁首和年终举行。白族的本主崇拜发源于社神,这种本主有的是由图腾信仰演化而来,有些则是村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每个地区的本主皆有庙宇,除平时祭祀外,还有定期的集会。剑川县石龙村供奉的本主是大黑天神,该地的本主会分别在正月初五和六月六期间举行。据说这两个日子是本主的诞辰,对于村民而言,是一大盛事。本主会由村中位高权重的老人们主持,几乎各家各户都有参与。此外,平时各家各户也可以祭拜,但是需要选择祭拜的日子,并且要邀请相关老人前来主持才可以。



插图:本主庙中某次祭祀仪式的供品



  当地人相信,本主掌管生死。在本主会上,大多人都会到庙里烧香、点蜡烛。比如,在正月初五本主会当天,村民们一大早(一般是未参加念佛会和洞经会的村民)就会带着供品来到本主庙祭拜。他们一般先将供品摆放在供桌上,通常是香烛、糕点、水果、糖果、瓜子、酒等。在拜祭之后,村民会把供品中的糖果和瓜子分给大家吃,剩余时间自由安排。同时,念佛会的成员也会到本主庙念经。在念经之前,念佛会内部会单独准备一份供品,一般是素片一盘、干果、水果、糖果(要有四种不同颜色的糖果)、红糖一盒、糕点一盘、斋饭(熟饭,由两碗拼成一碗)、茶水(一杯茶、一杯水)、寿面一碗、素菜五碟(任意的五种颜色)。通常情况下,香炉、素片、净水和斋饭放在中间,水果和干果放在两旁。然后,从中各取一些放入大香炉中烧掉,寓意神灵已经接受了供品。每道程序都会念相关的经文,点香炉要念香炉经,点油灯要念供养经,另外还有茶水经和斋饭经等。在摆放好供品之后,便开始在每尊神像前点燃香烛、蜡烛和油灯,叩拜之后,开始念经仪式。


插图:在某位老人家中看到的经书



  在本主会当天,念佛会的成员首先要念开堂经请神,主持人要穿上固定服饰,分别是黄衣、黑帽和袈裟,而受戒的普通人只穿佛衣。一般是先念《早暮课诵集》,然后再念释迦牟尼经、观音经等大佛的经书,最后才开始念本主经。在念经书之前,先要敲三下木鱼,来源于民间“三吹三打”规定的数目。而且,念经时需持法器,有木鱼、钟、鼓和小钭。念经的过程中是跪、拜动作,取决于经书的段落。此外,唱调的时候还需要扫佛。一整天的仪式分为早堂、午堂和晚堂。敲钟时要念敲钟经,遵循着“晨钟暮鼓”的原则,早上先钟后鼓,晚上先鼓后钟。在晚堂结束前,大家集体跪拜,念回下经,目的在于将神明送走。此时,法事也就算完成了,本主会正式结束。


插图:念佛会当家人之一张石瑞老人的皈依证书



  听着张定全老人的讲述,我们仿佛神游了一次本主会的盛况,同时也让我对田野调查有了更为深入的体验。在此次剑川考察中,我从好奇心的驱使,到全身心投入、掌握技巧,每一个访谈细节都令我感触颇多。可以说,只有当你真正走入田野的时候,才能真正理解访谈的机理,因为很多的临时场景或偶然情况根本来不及让你有板有眼地进行程式化思考,它需求的是对于知识的把握能力和现场的应变技巧。一些预设的专门性问题,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偏差或遗漏,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不脱离主题的情况下进行引导谈话。此时,谈话技巧的重要性得以突显,采访引导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资料的质量以及任务的完成,特别是一些敏感性话题更是要小心谨慎。

  因此,一次成功的田野访谈,除了事先的了解认知工作外,在面对具体语境时的谈话技巧和情景设置都需要给予格外的关注。可以说,只有走进了田野,才会感悟田野的真实。

作者简介:赵晓婷,白族,云南大学文学院2014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61期(2017年1月5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大耳朵 于 2017-4-1 23: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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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斯羽]忧郁的田野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这一经典著作中以牢骚开篇,相信击中了许多田野人因过分焦虑而脆弱过的心脏。2014年8月起,我累积6个月居住在一华北基督教教徒村,对其乡村教会的运转做参与式观察,进行我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这也是我第一次独立进入田野。诸多适应不良,下面将田野中的一些反思碎片集结成文,为即将进入田野的好汉们壮行。

房东的背影和村委的饭局



  虽然在正式调查之前,我已经多次去过该村,但进入田野时,我还是选择了经由当地政府介绍的方式驻村。我请求村委帮的第一个忙就是解决我的住处,但是村委对于我要住在村里的想法不能理解,“以往来的大学生跑两趟,要个介绍信就走了,怎么你还要常驻沙家浜?”尽管如此,村委还是帮我寻找到一间条件颇佳的民房。房主人在不远的景区中经营农家宴,将自住的房屋用以出租,在村委的协调下以每月600元的价格把刚装修好的房屋租住给我。在许多民族志文本中,房东都是调查中的重要角色,本来以为我会跟房主成为朋友,进而发展成为我的关键报道人,可是付费之后,房主却经常躲着我,起初我非常不理解,直到发现灶台、厕所、炕轮番“抗议”,才渐渐理解房主远去的背影。总之,一直到离开,她都跟我保持着礼貌的陌生距离。这段经历教会我的是,在大受市场经济冲击的乡村里,现代农民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越来越多地展现出来。然而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也不需要为田野设定计划,因为田野没有既定路线。


插图:从我的住处瞭望窗外



  解决了住处后再解决身份问题,在了解到我要长期驻村后,村委为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并且赋权我参与村档案、文件的管理和撰写工作,我有了在村委和村中行走的 “身份”,虽然我后来发现,进入村委不等于进入村庄,真正进入田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还是非常感谢这最初的接纳。从我第一天正式“上班”起,村委成员就把我当成正式成员,每次集体聚餐都叫上我,可是饭桌上我的学生书呆子范儿,不仅使他们尴尬,更使我自己尴尬,于是在几次“痛苦”经历之后,我终于逃避了一次,从那之后,村委聚餐就不再叫我了。从象牙塔进入社会,从自己熟悉的环境走向陌生的田野,每个人类学“练习生”都经历着从理解他者进而反观自我的过程。随着田野的逐步深入,我的状态渐趋放松适应,再到论文写作阶段的不断反思,我开始明白参与观察的真正意涵,那就是对陌生他者的开放心态,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坐在那里,哪怕一句话也插不上。

曲径通幽



  在发现许多场合我暂时无力进入后,我开始调整思路,寻找新的突破口。现代村庄已经很少会有集体劳作和公共活动,住在那里不等于就能自然地进入村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村民问我会不会弹钢琴,想让我陪她女儿练钢琴(村庄经济水平较好,已有村民进行艺术教育投资),我发现机会来了,钢琴的不会,英语的可以,于是我通过辅导小朋友做功课,自然地进入村民家中,了解其日常生活。虽然村庄权力结构中男性话语主导的场合并不适合我,但妇女、儿童、同龄人不是另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吗?真是蓦然回首,田野就在身边不远处。于是我更主动地寻找机会,每晚的广场舞时间是一天当中妇女最为集中的时刻,我选择跟她们一起跳广场舞来彼此熟悉。傻乎乎地跳了几天我才发现,虽然村子很小,在我住进去半个月之后,仍然有很多村民不知道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人说我是管选举的驻村干部,有说我是外地调来的政府里的人……为了让大家认识我,我印了名片,发给广场舞团成员,告诉他们我是学生,做民俗调查研究的。名片的作用超乎寻常的大,真的会有村民给我打电话,有时是找我修手机,有时是给在外工作的孩子发短信。让我觉得温暖的是有一些村民会主动找到我,给我提供材料,希望我快点写好论文。借由上述两条路线,我进入了村庄生活的内部。

价值中立



  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我开始触碰到村庄村民生活的隐微之处。在与一些村民,尤其是同为女性的村民成为朋友后,他们与我分享了许多秘密,疾病、丈夫出轨、遭遇家暴。我有同情、有愤怒、有判断,但又无法干预,不知如何是好。与一些时间相对较短的采风式调查不同,人类学背景的研究者,常常会卷入地方生活之中。村中的妇女们观察着我跟大家的亲疏远近,田野危机四伏,随时考验着你的良知和智商。真实生活的复杂度,轻松地就超过了一个人的处理能力,研究伦理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与老师同学交流,大家建议我追踪补充男方视角。我不解,问男方?指责他为什么出轨吗?代表月亮消灭他?老师同学解释道,并不是质问,而是好奇,问问他的生活,随便跟男方聊聊,学着理解他们。不要带着判断、指责、偏见,只是观察、倾听。道德判断容易,理解具体生活场景中每个个体的价值体系和行为逻辑,才是学术研究的追求。价值中立的重要性,在我之后遭遇的村庄宗族关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深入地方生活,必然遭遇利益纷争,对于这些事件,判断同样分量太轻,理解和发散的解读才是对田野的一份尊重。


插图:村民提供自己的钩花作品帮助我完成论文



  田野怎么做,参与观察四个字似乎就可以总结概括,然而,在社会文本的解读过程中,总有着千言万语百转千回也说不清的门道。初入田野,很容易夹带一些既有的观念、经验,也少不了用生硬冰冷的理论去嵌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这时要注意你田野的态度,教科书没有范本,灵活应对,持续在场,避免卷入,愿你也找到你的田野箴言。

作者简介:赵斯羽,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65期(2017年3月17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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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神天菩萨信仰追访记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神天菩萨”就是关公,这是我们湖南益阳老家特有的叫法。在解放以前,当地有隆重的关公祭祀仪式,从一句“三百六十日,四百八十祭”就略可想象当年的盛况。

意外的收获



  2017年元月,研一寒假回家,在火塘边跟爷爷聊天。爷爷说考虑到我这民俗学专业,这段时间他回忆了很多,想到村里以前祭祀神天菩萨,也许会和我的专业对口。我在村里生活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听到神天菩萨这一说法,就跟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起来,立马要求爷爷给我介绍一下。


插图:远眺南坝村



  我问爷爷怎么以前从没听他提起过神天菩萨,他说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说到“跟敬神天菩萨一样”来形容一些宏大的场面,只是我没注意到而已。的确,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话语,从没想过其背后的内涵,总是觉得理所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那形容一个人嘴碎,会说“某某像司命娭毑一样”,由于方言读音“simian”的缘故,我最近才确认“司命”的字形。结合人们说“她”是掌管厨房的描述,才进一步确认是司命灶君的夫人。灶君“上天言好事”,给人们留下了话多的印象,他夫人的嘴皮子就更不要讲了。这样一来,人们用这一句形容就能解释得通了。在课堂上老师总是说,生活处处皆田野,我这个初学者还是时常拘泥于习惯性思维,对生活中的民俗事象缺乏敏感性。

热情的报道人



  由于我爷爷对祭祀的一些细节并不清楚,第二天我就去拜访了村里的吴国峰老人。说明来意后,吴老爷子就从关公显圣给我讲起,说到祭祀用的旗锣鼓伞、关公的俗世弟子等等。吴老太太也放下手中的活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专业都学些什么?我试着用书上写的民间的风俗习惯这一定义跟她解释,她听了半天还是迷迷糊糊。最后还是吴老爷子用两个字解决了她的疑惑——乡俗,只换了一个字就符合了他们的日常表达。其实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尴尬,2016年12月我们师门在浙江景宁做一个畲族道场的田野调查时,我问师公“道场音乐类型”、“仪式现状及其演变”等问题,就成功地把他们问住了。田野的对话技巧就是要简洁明了、口语化,当我提出一系列书面化问题时,报道人理解起来就很困难,更不用说组织语言回答问题了。民俗学的目光本来就是聚焦于民间文化之上,这给我的教训就是在田野中要尽量“接地气”,这样不但能减少交流障碍,还能拉近双方距离,稳固田野关系。

你怎么搞这些迷信?



  关公并不算“科班出身”的神灵,人们如此崇敬他,除了关公显圣的传说、忠勇仁义的品行之外,在当地主要还是关公与益阳有着不解之缘。据益阳市志记载,单刀赴会即发生在益阳,现在资水上的青龙洲相传为当年周仓为关羽磨刀的地方,益阳现存有关羽濑等历史遗迹,我想国人的名人情结在此发挥到了极致。当地人为了显示关公的神性,建构了关母为雨露仙子的传说,又流传着关公显圣助力康熙平叛的故事。人们树立起这样一个神能通天的神天菩萨形象,来充当地方守护神、生产保护神的角色,遵循着“心诚则灵”的原则,怀揣“有求必应”的愿景,虔诚地祭祀着。


插图:斑驳的关圣殿



  在我跟两位老人聊天的时候,他们的小儿子回来了,得知我们聊天的主题后,他问我怎么会搞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在景宁的时候,当地人对我们翻山越岭去看他们做道场不可思议一样,而且他们说得更直接,你们怎么也搞这些迷信?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研究生不搞飞机大炮,起码也要搞一些“高大上”的东西,是万万不可能跟这些“迷信”有关联的。其实顾颉刚先生早就在《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引言里给那些非难知识分子去进香的不平者们给出了解释,从了解民众的生活到突破书本知识的局限两个层次分别做了说明。引言中还强调“凡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都看上几眼,知道一点大概情形,这便是常识。凡是我们看到的东西,自己感受了趣味,要得到深切的了解而前往研究,从此收集材料,加以整理及解释,这便是学问。”
  说到底还是人们对自我文化的自觉性还远远不够,因为司空见惯,所以不足为奇。在景宁的时候,当我从传统文化继承、民间文化特色、族群自我认同等方面给师公们做出解释后,他们再也没说过迷信一词。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但是当地已有24年没做过这个道场仪式,我想这跟人们的观念也不无关系。在老家,我问了很多60后、70后,他们都表示没有听说过神天菩萨,他们对民间文化的态度也是漠不关心。当生活的节奏日益加快,而传统又渐行渐远的时候,也就不怪人们亲睐于麻将桌来打发闲暇时光了。

作者简介:张博,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2016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66期(2017年3月23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大耳朵 于 2017-4-2 14: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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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萌萌]“传说”中的田野调查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我读民俗学近两年了,但“真正”做过的田野调查,是极少的。这里的“真正”,指的是自己独立设置访谈大纲,寻找访谈对象,完成一系列的调查工作。以往的田野调查常常是在老师等人的安排下完成的,我称之为“无脑型”的调查。自己不需要在这种调查上动太多脑筋,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访谈对象的问题。虽然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访谈中遭到拒绝是常有的事,但是由于我们的田野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所以没有真正经历过多少拒绝。只有当自己单枪匹马去调查,没有众人呵护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的慌了神。

  从去年4月开始,杨老师在田野课上要求我们要自己选题,独立调查,到现在整整一年了。当时想到自己的毕业论文要做北京高校传说,就暂定了北京邮电大学,先调查他们学校的传说故事,算是一个预热吧。由于我在北京的同学好友不多,只好向师姐求救,她向我推荐几个老乡群。确实,出门在外,“老乡”是一个极其管用的称呼。但每次当我问到“传说”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 “不知道”“不了解”“你做这个干啥,有什么用吗?”

  “不好意思,传说?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什么传说。”“要不是看在我们是一个地方的,今天我是不会来见你的。”我知道他们心里肯定疑问重重:这个人真奇怪。对于第一次独立调查,一连遭到多次拒绝,要说不沮丧,那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这是一项很容易开展的田野工作,但在实践中我却碰了一鼻子灰。同样,身边的朋友不知道什么是传说 (每当问及传说,他们的反映总是:传说就是历史。),很难明白我调查的“意义”何在。或许正是“没意义”本身使他们觉得调查项目很无聊,提不起任何兴趣。在帝都,这个生活节奏极快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和你闲聊,特别是聊些没有“营养”的话题。

  之后,康老师一直教导我们要善于“引导”,用自己校园的传说引导他们讲故事,况且大家都是学生,去他们学校里面碰碰或许可以找到人。我不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他们说,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学生,是一个有着高度警惕性的群体,而且我一开口就是如此 “不着边际”的话题,他们只求离我远远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就在他们学校(北邮)听了两节课,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以至于到现在,每次见到同学或者给朋友打电话,我都是一脸哀怨:“调查啊,找不到人啊!这可怎么办?”朋友还笑着调侃我:“你肯定找不到人啊!你要是个男生,女生肯定愿意见你啊!要是个美女的话,那男生也肯定愿意见你的,哈哈。”“再说了,你要是个男生的话,这个问题饭桌上不就解决了。”说得我哑口无言,只有默默地流汗……既然不愿见面,就转战网络吧,网络田野应该还不错。其实我并不了解大家愿意在网上花费多少时间。就我而言,在网上聊天也是和熟悉的朋友聊。而这样一个“目的明确”的网络调查有多少人愿意和我一起聊?我自己也不确定。更重要的是,网络语言的精炼性、碎片化与面对面的交流无法相提并论。面对面交流会有长段的情节,网络语言则是能简则简。所以每当问及一个传说的具体情节时,得到的回答都是“你可以自己去查嘛,这些可以在网上查到的”或者“自己加工下也未尝不可”。久而久之,我对网络田野也失去了信任感。

  那天,我和Z又聊到了毕业论文,他听完我讲完失败的田野经历后说:“是不是你和别人聊天让别人觉得不轻松,这样或许别人就不愿意聊了?”一语中的,想起之前的调查,刚开始就直奔主题,或许让他们感到了压力。“传说”听起来高深又无厘头,“我们建校时间很久,你是了解校史的吧……”“你是研究鬼故事么,我们这有……”“你到底想了解我们学校的什么啊,我还是没有明白……”“怎么会做这个啊,现在还有人做这个研究?”唉,其实我也很忧伤,因为他们印象中的“传说”和我说的不相符,而我现在又做不到磨叽一大圈儿才扯到主题上!如果访谈对象找不到,肯定也无法进行接下来的调查。所以,我的调查也是进行得磕磕绊绊。

  当然,我的调查仍旧会持续下去,困惑也依旧存在。我常常想:如果要是有人做调查需要我帮助,我肯定会尽力帮忙。但是后来换位思考:如果有人在校园里忽然拦着我说,“同学,我是××大学的学生,我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高校校园传说研究,可以和你聊聊你们学校的传说吗?”我肯定会想:不要靠近这个人,现在骗子这么多,肯定是骗子。然后客气地回他一句:“不好意思,不知道。”然后赶紧离开……“纵使你设想一千种答案,但总会有第一千零一个结局等着你”。生活就是这么奇妙且无可奈何,至于接下来的结果,谁知道呢?

作者简介:刘萌萌,女,北京师范大学2014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67期(2017年3月30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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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海南]田野调查技巧之我见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范贵荣老人(中)访谈照




范步文老人(右一)访谈照



  笔者于2017年1月1日至1月15日对山西省洪洞县小河村进行了三次田野调查,期间获得了不少感悟,现在简要述说一下。

  人类学大师费孝通说过:“初次田野调查经历,通常被视为人类学者的成年礼,是跨越‘文野之别’的根本途径。”我们从书中获得的理论知识,要经过实践才能获得检验,才会真正化为己有,也只有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才能体会到学术的魅力所在。

  那么在实际田野调查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张士闪教授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土洋结合”的田野调查方法,到底什么是“土洋结合”呢?张教授进一步解释说,“土洋结合”中必须有三个“臭皮匠”,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里三个“臭皮匠”,即民俗学的学界精英一个,地方文化工作者一个,民众一个。地方文化工作者和学界精英 “土洋结合”,是田野调查的方法,而基层民众的生活体验和学界精英的学术思想的“土洋结合”,才能结出田野调查丰硕的成果。

  而在这三者中,我们还是与乡民打交道比较多。在和他们打交道时,要使用到一些技巧,从而保证调查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实用技巧如下:

  技巧一:穿着打扮要得体。我们外出调查应该穿着朴素、简洁大方,女生注意不要浓妆艳抹,另外调查工作者的语言不要太晦涩。

  技巧二:见面拉家常、套近乎,让其放下戒备心理,是我们田野调查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

  技巧三:请地方文化工作者或乡村干部推荐访谈对象,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田野调查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

  技巧四:对认准的访谈对象,我们要亲自去本人家中或者其他比较私密的环境拜访。根据笔者几次的调查经验,同一个访谈对象,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对不同的人,讲述同一个话题,结果是有差异的。比如我们第一次访谈小河非遗传承人范步文老人的时候,当地的文化老人薛忠源也在,当问及表演道具时,范老十分肯定地说有十二件道具。但后来我们进行第二次调查时,范步文老人把我们带到范俊喜家,又改口说道具是十五件。由此笔者认为,对认准的访谈对象,要去他的家中和熟悉的环境中去访谈,这样话题才能深入。

  技巧五:小帮忙,大收获。比如说村民们手头正好有活计,需要人添把手,你不经意间的举动就会帮你一个大忙。我们第一次来小河村调查时,路上发现一个老人推着车子在上坡,老人步履蹒跚。我们见状,立即上去帮老人推了一下车子,老人连连对我们道谢,并邀请我们去家里坐坐。一路上,我们拉起了家常,老人的话匣子也打开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技巧六:采访的题目不要太专业、太深奥,让访谈对象听得云里雾里,尽量把问题说得直白浅显些,实在不行就请村干部或者当地文化人进行翻译。

  技巧七:在调查时,如果访谈对象并不是确定的,那么在随机访谈中就要尽可能地选择以老人为主要访谈对象。这些上年纪的老人都是村里的“活化石”,他们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能给我们的调查带来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笔者第一位访谈对象是范贵荣老人,老人今年83岁,对村里的概况十分熟悉,我们从他口中获取了很多信息,比如非遗传承人范步文的情况,还有村子里的庙宇概况等等。

  田野调查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学习和提升的过程,这其中的感悟是道不尽、说不完的,还待笔者后续的调查挖掘和补充吧!

作者简介:姬海南,山西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68期(2017年4月6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大耳朵 于 2017-6-18 11: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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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静]远山深处有人家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我想向你描述这样一种生活,远山深处有人家,眼前雾下。

  这是一个叫做高演村的小村庄,位于浙江省景宁县梧桐乡的一座高山之上,简单古朴,云雾缭绕,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清晨,远处是炊烟袅袅,近处是不知名的小鸟蹦蹦跳跳,空气既清新又甜丝丝的,钻入鼻中,心情都会莫名变得很美好。我们可以在阳光中醒来,走过一条条略带青苔的石板路,去瞧瞧祖辈们留下来的古井是否涌出了新水,这口古井可是大有来历呢!阿婆说,有了愿望,可以讲给它听,它会帮助你实现的,还可以去问候村后浅浅小溪中的几尾小鱼,它们同样被这山和水迷住啦,时常醉心沉思,要不是成心吓唬一下,它们都懒得动呢!我们也不妨爬到山上,去看看飞凤山中升腾起的云雾,或与绿竹乘着清风谈谈心。风来自大山深处,携来“九人十贡”的光辉旧迹,那是阿婆经常教导我的话,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做个好人。我时常在想,许是上辈子,我也是个穷苦书生,白日耕田,晚间读书,偶或放空于这方天地,置身竹林,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或是一朝名成名就,光耀门楣,或是一日顿悟禅机,学了宝玉,遁入空门,自此不再理会凡间事。

  这里的风总是那么温柔,太阳也是,即便到了晌午,你依旧感到和煦。风柔柔地拂过脸庞,阳光懒洋洋地洒下来。这时,我们也可以慢慢地走回家去,倘若是饿了,我便随手做几个拿手小菜。一提起这些可口小菜啊,我就很开心,它们都是我亲手从山上采下来的,虽然我不知道它们各自的学名,但是它们都有自己的专属昵称啊,但这是我和它们之间的秘密,是不能告诉你的,你只需知道,我的这些小野菜啊,没有洒过农药也没有其他污染,都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样想来,你和我都更健康了,顺便白头到老可好?

  到了晚上,幕布深蓝纯粹,手可摘星,大山也渐渐睡去,在梦中低声呢喃着关于凤凰的往事。那是祖辈留下来的神话啊,我总是在想,从山中飞出的那只凤皇,后来去了哪儿?还会回来吗?还是它从未走远,一直注视着它的后世子孙。夜深了,星星都浮现出来,许是跟我有同样的疑惑吧,亮亮的小眼睛,一眨一眨的。我们总是喜欢坐在家里不算大的院里对着这些心思单纯的星星指指点点,猜猜它们叫什么名字,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往,哪一颗上面住着小王子……我们当然也会无聊到一颗一颗地数星星,但大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感叹星空的浪漫与安谧,正如我们的生活,那样美好,那样安宁,那样与世无争。

  我们还可以办一所学校,不,更确切地说,它应该叫私塾,有书有自然。我会教他们怎么诗意地生活。我还要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希望他们都能找对自己的位置,学会爱这个世界。

  在远山深处,有你有我,我们不会大富大贵,但总是自在从容,悠然自得。这样的生活你可喜欢?

作者简介:关静,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第1971期(2017年4月27日)-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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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玮]田野几多思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第一次田野调查,是团队合作的形式。当学期开设了田野调查课程,获取的理论知识正新鲜,课堂讨论也总意犹未尽,光过嘴瘾已满足不了蠢蠢欲动的试炼之心。恰逢良机,遇着实地田野的机会,要说不期待就太不诚实了。本想按部就班,循着理论上的步骤来,却因着种种事由,田野前的准备工作也未能到位,因而进入田野时,心里警钟小敲,好似把自己所有知觉都打开了,后续工作边推进边反思。加之,同行人又屡次将此次田野调查称做调研,总也叫我慌神。这些因由具体实践而带来的不少迷思,让初次田野经历更难以忘怀。

  我们进入田野有些急切了,草率地直接问询想获知的内容。幸而两位老人是村委推荐,有所准备前来的。如果是接近村子里其他民众,这样粗放的接触方式该是行不通的。但也牵出此行的一个小遗憾,我们的访谈对象只局限于这两位可称作是 “民间知识分子”的并且是预备我们到来的老人,而未能去接触其他正处于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村民。但即便是只对这两位“通情达理”(他们明确我们来的意图,也有意识地提供给我们相关信息)的老人,我们的访谈也还是无法显出他们最大的“价值”。两位老人的文化水平有高低之差,稍年轻的一位(称其为大爷)接受过更高一点的教育,与我们沟通起来更容易些;另年长的一位(称其为爷爷),文化程度没有大爷高,在把自己所想转化成语言进行表述之时略显吃力,故有时需要大爷再转述并解释他的话语,便于我们理解,也因此会被大爷自然地夺去话头。但据我后来观察,大爷会在爷爷那里求证自己对一些事物的记忆有无偏差。大概爷爷是更本土一些的老人,目前也还住在村子内部,大爷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曾经在外工作,现在住在村子外围街道旁,再加之爷爷比其年长九岁等种种因素,我以为爷爷还是非常值得进一步单独引导问询的 (当时并未有充足的时间对两位老人的生平经历进行详细了解,此处仅作个人推测)。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语言。我虽也辨得清些许方言,但终归达不到倾听以及交流自如的程度,又是一憾事。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去到宗祠的时候,接触到一个掌管宗祠二楼门钥匙的男人。当时两位老人都进入到另一小房间内给其他成员展示族谱以及叙说具体的民俗活动内容,我出来转悠拍一些屋内陈设的图,这个男人就拎着钥匙站在一边等我们出去以后他好锁门。我就过去与他攀谈起来,虽然方言一样不是很熟悉,但我还是获知了一些与两位老人提供的不同信息,可以说此人站在一个 “局外人”(没有参与我们调查访谈等一系列活动,也没有两位老人那样要把他们所认为的民俗“献宝”一般告诉我们的欲望)的位置提供给我看待这项民俗活动的新视角。后来我问了爷爷关于这个男人的基本信息,爷爷浅浅说了两句,末了评价他是不懂事的人,也没再多言。或许是因为我对“不懂事”这个词比较敏感,深觉此事颇有意思,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再多了解一番。

  也在田野极力营造些我所喜的温情氛围。和爷爷边走边聊些琐事,问他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呢,他告诉我年纪上去了也没什么可做的,读读书走走路,最近在读佛经,我说我也喜欢但看不大懂,然后他笑着接下去。与他咸咸淡淡地扯话,既想拉近彼此间的距离,不知不觉中也舒缓了那段时间因家中爷爷扣下的心结而郁闷的心情。田野结束的告别好似十分自然,挥一挥手,目送爷爷穿过马路回到自己的村中,大爷则是带我们逛了一圈当地的庙会集市,后邀至家中坐,由于行程安排我们稍留片刻便也告辞了。

  返程途中,窗外的花田菜地自眼前片片掠过,凝神欣赏如此美丽的图景之时,复又思绪万千。书中获取的“经验”似乎使自己落入一张心理预设的网,田野该是有多“美”的,而现实的经历让人心里反问,所以,这样就是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了吗?随着列车继续南下,满目绿的盛宴也逐渐撤去,入目的景致更换一批又一批,好似在提醒自己,如果不是这样,又会是怎样呢。

作者简介:余玮,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民俗学专业2016级硕士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第1974期(2017年5月18日)-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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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娜]我在家里做田野:“隐去的”土陶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我家世代传承土陶这一民间技艺。从祖上开始做土陶算起,至今有多少年了,家族里谁也说不清。以前,做陶是我们家的谋生手段,那时候,家族里的每一个男性成员都会做陶。在我十岁之前,家里还有一个小作坊,爷爷和太爷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做陶。后来,土陶逐渐失去了市场,它也就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时至今日,坚持做陶的就剩下我太爷一个人了。太爷现在老了,家族里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接手这门民间技艺,让人不禁为这一传承了数百年的土陶制作手艺所担忧。

  我是“卖花盆家”的孩子

  小时候,我是在土陶的陪伴下长大的。爷爷和太爷(爷爷的一个叔叔)每天都在小作坊里做陶,我就在一旁玩,甚至为能帮忙端盆子而自豪。院子里、房屋里摆满了各类缸、罐子、盆,有时连下脚的空都没有。那时,盆和罐子已经做得比较少了,花盆是我们家的主要货品,所以别人经常称呼爷爷是“卖花盆的”,以致于爷爷的真名很少有人知道,我也自然地成为了“卖花盆家”的孩子。就连我们村的“小名”——窑屋,也是因为多个家族都是“以陶为生”,村里有多个土窑而得名的。土陶在我的生活里太自然、太普通了,所以就连它在我的生活中渐渐淡去的时候,我也没有留意。如今家里竟连一只土陶也寻不见了。今年寒假回家的时候,听到我妈提起土陶,说太爷如今又开始做土陶了,而且还做出了新花样。或许是想重温儿时旧梦,我又来到太爷家,再次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土陶,这一次,土陶在我心里不再只是一种器物,它还承载着一种家族的集体记忆。


太爷做好的成品



  “要饭的买卖”养活了我们

  听奶奶说,我们的老家原在山东临沂,家族世代以制作土陶为生,那时候土陶是“要饭的买卖”,挣不了几个钱,家中勉强可以度日。后来,随着家道日渐没落,爷爷的太爷兄弟三人,带着各自的妻儿,一路奔波,来到了山东台儿庄,投奔了早已在此安家的堂叔。在新的土地上,他们兄弟三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凑钱买了两亩地,挖土做土陶。当时,台儿庄地区做土陶的不多,有广阔的市场空间。经过兄弟三人的努力,家族里的土陶在附近一带还算小有名气。那时候,没有发电机,没有电动转盘,都是纯人力制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单个小家庭的能力有限,因此往往到了成家之后,大家还是住在一起,直到孩子们成人,能成立另一个大家庭才分家。家庭作坊式就是我们家族的传统经营方式,以家庭为单位,在各自的家庭作坊里制作完成各种陶器,然后由做陶人或家里人外出售卖。因土陶,我们整个家族成员紧紧联系在一起,家族内部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很和谐。他们每天与泥土相伴,木轮吱吱呀呀地从年轻转到年老,从父亲转到儿子。但是,待它转到我爷爷这一辈的时候,却转不动了。因为铁的、不锈钢的、塑料的器具涌入到我们生活中来,这些又笨重又易碎的土陶就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为了生计,爷爷不得已放弃了祖传下来的土陶,就连烧土陶的大大小小的窑也因为建房也被拆了。窑没了,我们村的小名“窑屋”也不再适合,就像入了学的孩子一样,大家都要称呼其大名了。


放置土陶的一角



  土陶的兴衰:一切都是为了生活

  在我们就要把土陶忘了的时候,闲下来的太爷又拾起了这项手艺。因没有人帮忙“蹬轮子”,太爷只好放弃了笨重的木轮,购置了电动转盘。之后,又在院子里挖了一个窑,虽然比较小,但也足够烧陶了。太爷是个手巧的人,晓得传统的那些土陶入不了今人挑剔的眼睛,便辟了新路,改制观赏陶。除了传统的罐、盆、缸外,还有小水壶、笔筒、烟灰缸、大花瓶等,其中吉祥平安球、五湖(壶)四海是太爷的得意之作,其花纹和造型也被太爷赋予了特殊的寓意。
  土陶是做出来了,但太爷又开始为土陶的销路和传承担忧了。前些年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只土陶:挑水要用陶罐,洗手洗脸要用陶盆,盛粮食要用陶缸,就连夜壶也都是陶的。土陶用途广泛,价格低廉,加上本身易碎的特点,村民们对土陶的需求很大。每当爷爷讲起昔日卖陶的景象来都颇为得意:小推车上码着满满当当的盆罐,走街串巷的一小会功夫就被挑拣的干干净净。而现在的土陶多是被当做工艺品,一般只在古城里的商铺或逢会的时候才会售卖,销售量很少。做土陶是我们族人养家糊口的手艺,如今生活条件好了,选择生活的机会也多了,依靠土陶反而养不起家了。为了生活,家里的先辈们选择了土陶;为了生活,年轻的一辈们放弃了土陶。盛行土陶的那个时代已慢慢远去了,我们全家围绕着小作坊,不断地挖土、和泥、做陶、烧窑、出窑、售卖的热闹情景也一去不复返了。
  堆在院里的土陶落满了灰,与一旁锃亮的不锈钢盆比起来,显得有些落寞。


吉祥平安球



作者简介:魏娜,辽宁大学文学院2016级民俗学专业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75期(2017年5月25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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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东]“田野后生”语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景宁郑坑乡钟姓畲族传师学师仪式现场。




梅州兴宁虎洞村的观音厅。



  作为缺乏田野经验的“后生仔”,在田野过程中难免有许多迷茫和挫折,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是回忆起那些田野中的点滴,也是饶有趣味。以下就是我两次田野作业中遇到的事情,在反思和总结中,颇有意味。

  访谈人哭了

  2016年12月底,我在导师的带领下,在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郑坑乡,进行了为期五天的钟姓畲族“传师学师”仪式的田野调查。“传师学师”仪式除了有“师公”等主角外,还有一群钟姓宗族男性成员在做“后勤工作”,他们主要负责厨房的工作等。我试着帮他们择菜或者拔鸡毛,以获得与他们接触的机会。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得知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有着不幸的婚姻。经过较为深入地访谈,我了解到他们的妻子许多是从一个中介人手中买来的,婚后女方收到了彩礼后,又以外出打工为借口逃走。

  我在隐约中感觉这是一个值得深挖的线索,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以聊天的形似不断“扯”到这个话题,在我与他们建立较好的关系以后,有一位大哥W主动找我聊天。W家中有一读小学的儿子,是他与已经出逃的妻子所生,他妻子来自云南,是当初他花了约8万买来的。W的妻子在三年前以外出打工为借口逃出村子,再也没有回去过。W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儿子。他对我说,他的孩子经常哭着对他说想要见妈妈。说到了这里,W声泪俱下,我对他深感同情,说了一些安慰他的话。但实际上,当时我心里是慌乱的,因为我没有预料到在访谈中会遇到这般情景。同时,我也开始自责了起来。为了达到最好的访谈效果,我在与W聊天时,偷偷地将录音笔放在了口袋里,而且没有告知他我在录音。W给了我最大的信任,向我倾诉感情,而相比之下,我则显得像是一个不怀好意的人。

  其实正如生活一般,田野中很多事情无法两全其美,如果我们在田野中完全隐瞒自己的身份,那就违背了“志愿”这一伦理原则;而如果我们公开自己的研究意图,那则造成研究者效应,被研究者可能有意改变行为方式。或许,田野有着一套“最佳方案”,只是我“道行”不足,尚未发掘。所以,我将这些关于郑坑乡畲族男性的访谈资料,暂时“封印”在我的资料库中,有待我“得道”的一日,再将其重新开启。

  “飞来横祸”

  田野中能遇到的突发状况比比皆是,访谈人情绪突变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关乎田野工作者在田野中的人身安全问题了。

  研一寒假期间,我在我的家乡,梅州的一个客家村落做观音信仰仪式的调查。我住的地方离田野点约有5公里的距离。一日早上,我的舅舅开着摩托车载我前往田野点,当车子驶入目的地时,一户人家养的黑狗突然追上来,在我的小腿部咬了一口。我立马下车来检查伤口,所幸伤口并不深,但是舅舅还是带着我去黑狗的主人家讨说法,主人家说让我先去打疫苗,然后他才赔钱给我。不过考虑到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不得不负着伤,马上转向我的田野。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挺佩服当时的自己的。仪式过后,我才去了镇中心的医院打了狂犬疫苗。

  不过,这“飞来横祸”反倒也考验了我的田野意志。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想,这也说明我田野准备得不足,如果我提前了解到农村中家犬缺乏管理的情况,做好保护措施,或许我就不会有此遭遇了。

  “量变引起质变。”田野经验的积累过程就是量变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在田野中反思和总结,才能最终实现质变,田野的“后生仔”也可能会成长为大人物。

作者简介:刘旭东,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2016级民俗学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77期(2017年6月8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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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聪聪]一个信阳村庄的饥荒记忆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恋子树



  在“信阳事件”的发生地——罗山县春秋村,1959年过粮食关的时候没有饿死一个人,消息一经推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当地知名文化人士毕先生的热心帮助下,2017年 1月,我到该村做了为期5天的田野口述访谈,搜集当事人及其晚辈关于饥荒的记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农村通行吃大锅饭,农民的日常生活深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他们作为苦难的承受者却游离于主流叙事话语之外。所以正如郭于华教授一贯奉承的理念,我们要去倾听并记录下他们的讲述,为其生存作见证,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一份有价值的史料。

  毕先生住在定远乡,我俩每天早上骑摩托车经15分钟车程来到村里做访谈。腊月十六这天早上,当我们看到竹竿河边正在举行的 “取水”仪式时,毕先生停车讲起了此地的丧葬习俗:人去世之后请道士做道场,“取水”意指取水井、池塘或河中之水,为逝者洗去尘世的利禄功名、荣辱败成。至取水处一路烟花、鞭炮不断,一次花费甚或万元。这成为一部分人财富的象征性表示,无形中也给相对穷苦的人家带来了面子上的压力。为此,一项主要针对婚丧的移风易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地方甚至出台了具体的考核指标。然而,“上正中歪下胡来”,出发点是好的的政策能否如其所愿赢得民心?向上负责与向下负责的权力实践能否两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高丙中教授曾指出,民众的需求,国家体制对于需求的回应,以及回应中的调整是一个低冲突、低代价的互动模式。由此看来,“信阳事件”或许是个沉痛的教训,相应的,春秋村能给我们些许启示。

  在被问及过粮食关的经历时,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及时任大队支书的张道胜,“多亏了他!”另外,春秋大队还调了一万斤粮食给张湾大队,因此后者饿死的人数也相对较少。1962年,年仅38岁的张支书因杨梅疮去世,全大队男女老少以及张湾等周边大队的活命人自发前来送行。他的事迹包括但不限于1958年大炼钢铁,在全国“丰产不丰收”的形势下,他组织村民收粮归仓,并隐瞒了一部分粮食(当时称为“黑仓库”);在公社干部会议上他实事求是、不浮夸,请求少上交一点公粮;他以“万头猪场”名义少上交了一部分粮食(这些粮食没都给猪吃,也给人吃了);他还带领大伙儿在河边开垦荒地种南瓜等。如此,保证了社员一日三餐有饭吃。

  围绕着食物的获取与分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甚至改写了一部分人的命运。由于春秋村相对不缺少食物,未到结婚年龄的姑娘以及丈夫去世后的媳妇便出嫁或改嫁到春秋村,贫穷、大龄、身有残疾的男子都容易找到媳妇,半路夫妻“凑合”成新家以求有个活命,小孩儿一般也就随之改了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食物的稀缺,父母把好的口粮留给了孩子,自己吃稀、孩子吃稠,便有孩子落下了“(面)疙瘩”的小名儿。

  过粮食关时期,当地人还通过挖野菜、采野果配合充饥填肚子,其中有种食物叫作“浆果”,受访人称松鼠喜欢吃这个东西,野猪也吃,最后变成了人保命的食物。一天访谈结束后,与作方言转述的某大学生毕同学在路边转悠,寻找饥荒食物,路过一棵恋子树。这种树等来年春天长出新叶时,果子才会从枝头掉落,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恋子树”。不过这种果子有毒,不可食用,却被毕同学误认为是所谓的“浆果”。由此可见,代际之间对于“可吃”资源的地方性知识认知存在着差异与断裂。

  毕同学的奶奶是一位有着59年党龄、现年82岁的老党员,过粮食关时担任妇联队长,对此次采访尤为激动,不过大多数时间不得不转告老伴儿:“你说呀,我说不出来!”原因是2016年9月份老人因脑溢血住院三个月,现在表达能力严重衰退。儿媳妇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早来半年,老人什么都能给你讲清楚。”另外一位93岁的老奶奶因为听力障碍,其儿子也没有同意访谈。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想的访谈对象正在逐渐减少。

  进村那一天是农历腊月十三,一位爷爷到信阳高铁站接儿媳妇和小孙子回老家过年。公交车上,爷爷对小孙子说:“就等你回家呢,等过年的时候把猪杀了。”小孙子回应到:“哦,那猪还能多活几天。”小孙子在北京念小学,“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爷爷大概不会向小孙子讲起、小孙子也无从得知爷爷那代人小时候的生死考验、妻离子别。信阳已不再是当时的信阳,信阳人也不仅仅是当时的信阳人,而关于食物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作者简介:梁聪聪,男,河南开封人,辽宁大学民俗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78期(2017年6月15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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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趣联]古镇开发的喜与忧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插图:古建一角




   有朋友说,去慈溪市鸣鹤古镇的游客多起来了,得知这个消息我立马赶到古镇。


   由于工作关系,我在2015年的岁末去过古镇。看到很多仿古建筑、小桥流水,均与白洋湖比邻,这里有虞世南家族的古迹,有爱国华侨吴锦堂的墓地,有清官彭公的寺庙,有三北名刹金仙寺,有抗日司令部旧址,有末代状元张骞为吴锦堂书写的墓志铭,更有古镇保存完好的古代十里长街。然而,非遗项目大多离开了。政府花近两亿人民币投入,为传承人免费提供古建场地,为什么留不住非遗传承人?理由简单,古镇没游客。


   现在,听说游客多起来了我当然高兴。为了增加人气,观海卫镇政府特地要我在镇里讲课,我笼统地说了三句话:古生活形态要保护好,古文化模式要传承,思想产生的源头要让其存在。


   走在鸣鹤古镇大门口,偌大的停车场有近200辆车有序停放着,不收费。要在二年前是没有这么多人的,也就不需要专门的停车场。在入口处,看到用中英文对照写的鸣鹤古镇的简介。古镇原来是由旅游局和观海卫政府联合搞起来的,现在委托公司代管。入口从金仙寺一侧进去,依然不收费,有上百个保安巡逻,我为运营的经费担忧。


   与其它旅游景点差不多,广场、戏台、亭台楼阁,大多是仿古建筑,但被利用起来的房子不多,而旁边的古代私宅倒一派繁荣的景象,店铺中展现了鸣鹤人独特的生活形态,年糕由捣臼人工制作,花糕六徒弟按季节生产,玉禾酥添加猪油香味特殊,便宜的草头药吸引远方病人,杭州的大药房师祖就是从鸣鹤走出去的。游客不但买到了当地特产,还看到了这种产品的制作过程,也就看到了古镇原有的文化模式。在这仅有的店铺旁边,还看到了三北祈福剪纸的现场表演,图案大多是蝙蝠、如意、铜钱、万年青、龙凤等,折射出古镇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在福袋和老虎鞋制作的艺人表演中,看到了重虎抑龙的思想,让人联想到龙虎斗的故事。


   然而,再往长街深处走,很多马头墙建筑大门紧闭,就是开门的古建中,主人们大多干着电子产品的加工活,很少与游客有主动交流的场景,好像古镇旅游与他们无关。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古镇开发是政府单方面的事情,不去发动当地居民,让原住民成为古镇的主人,要吸引游客就难于上青天。怪不得政府花大钱造了戏台,而主动上台演出的居民几乎没有,外面请人演出又没有经费。古镇有明代宫廷音乐留存,有全国走书非遗传承人,戏台居然无人表演,说明古镇开发走群众路线有多么重要。正因为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古镇建设,所以即使政府出台政策保护古宅,号召力也不足。


   公司管理有一定的好处,责权利明晰,而公司以赚钱为目的,不可能让公司与古镇原住民完全融合。古镇开发了,居民没有好处,要想吸引游客就非常困难。入口处投巨资,里面破破烂烂,残墙断壁比比皆是。古建大门紧闭,这就给游客一种居民与公司对着干的味道。甚至,在调查中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想去考察四座马头墙的生活方式,里面有个八旬老妪拒绝我探望,要是旅游与她有利益关系,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在古镇长街深处,看到一户人家,在做传统包子,走廊里一只老母鸡在引导出生不久的小鸡觅食,家里没有安装自来水,四个大水缸足够全家用水,院落还算干净,但一出大门,垃圾成堆。在古镇深处,真正配合旅游的就看到这户人家。当然,这户人家完全是无意为之,如果政府有意引导,那么古镇吸引游客根本不会有问题。


   观海卫媒体概括我讲课内容的时候,出了一个题目,叫“三句话识鸣鹤宝贝”,这题目有点夸大了,不过古镇开发离开了古代的生活形态,古代的文化模式和产生思想的传统工艺,那就会走入歧途,游客不愿来也就不奇怪了。


者简介:陈趣联,浙江省慈溪市非遗办研究馆员。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1987(2017921) - 0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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