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代俗字研究成果的最為全面、系統和深入的清理
——評張湧泉《漢語俗字叢考》
北京：中華書局《書品》2001年5期，第32-37頁
按，以前稱張湧泉教授為師兄，實為客套、綏靖甚至多少有些諂媚之舉，只因其齒長幾齡而已。實際上，我負篋攻博比之早一個多月，他進校時，我在研究生部前偶遇，還用破自行車將其行李從研究生部（現東區“美中友好志?者”協會所在地）推到新一舍。所以，二師兄之名實應歸屬于他……時易勢遷，唯感慨繫之矣。
前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卓有成就的青年語言學家張湧泉教授，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一直關注著漢語俗字研究。他的探索領域和研究特色，是以敦煌學為基點，而對漢語俗字進行全面的、全方位的根究。其有關敦煌俗字的論文，合著《敦煌變文集校議》、《敦煌文獻語言詞典》、《敦煌變文校注》、《敦煌講經文因緣輯校》，特別是專著《漢語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導論》、《敦煌俗字研究》等，對傳世典籍中的俗字、傳統的俗字研究、以及敦煌遺書中的俗字作了系統性的梳理，影響很大，張教授也因此成爲當前我國漢語俗字研究領域裏貢獻最大的學者。
現在，北京中華書局又推出了他的皇皇巨著《漢語俗字叢考》[1]。這是作者1995—1996年在北京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的項目的成果。張教授在站期間，我因爲修改博士論文而去北京搜集資料，曾經有幸光臨其所住的公寓，並在北大住了一段日子，親眼看見他寫作本書時的艱辛。如今喜覽該書，感嘆不已；大致而言，它至少具有如下的幾大功績。
一、選題的開創性眼光和重大價值
不同於作者以往對漢語俗字進行全面概述的《漢語俗字研究》、以及細致分析敦煌遺書用字情況的《敦煌俗字研究》，本書“是一部以《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所收俗字作爲考辨對象的巨著”、是為解決“目前收載俗字最多的”這兩部字典在俗字研究方面的問題而作的（裘錫圭教授對作者博士後出站報告所作的評議意見）。可見，其界定和範圍是非常明確、清晰和具體的。我們知道，《康熙字典》是我國封建社會最大、收字最多（達47035個）的字典，它對我國古代的字書作了一個總結。而付梓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漢語大字典》（以下簡稱“《漢》”），不僅收字增至五萬四千多個，而且吸收了歷代特別是近代的漢字研究成果，稱得上是自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以來對漢字形音義闡釋得最為完備的字典。稍後面世的《中華字海》（以下簡稱“《中》”），收錄漢語單字更達八萬五千多個，為世界之最。作者正是以這兩部工具書為綱，對歷代字典辭書裏面的疑難俗字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梳理。
這個“迄今為止對歷史上的疑難俗字所進行的一次最為系統全面的考訂”（中華書局陳抗編審的鑑定意見），意義重大。它不僅彌補了《漢》、《中》的諸多不足，不僅有助於漢字字形的規範化和標準化，而且豐富了我國的語言文字研究，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語言學界對宋代以來的字典辭書所收俗字所作的幾乎為零的研究局面；何況，作者“貫穿在本書中的一些關於考訂俗字的原則和方法，在俗字研究領域更有其重要價值”（陳抗編審的鑑定意見），必將推動對於有關傳統古籍、古代語文工具書乃至敦煌遺書等的深入研究。
二、從收錄、楷定、注音、考釋和舉證這五個方面，考辨了疑難俗字3500個左右，大致上釐清了《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及歷代字書中存在的種種不足或錯繆。
作爲“當前在俗字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陳抗編審語），本書正文所列字頭3274個，加上雖然未列為正式條目、但在相關字頭下有所考證者，全書實際訂正的俗字共約3500個；“糾正了數百條字形字義方面的錯誤，詮釋了數百個有音無義或音義全無的疑難字，對一千多個俗字的演變歷史進行了探索，規模之大，創穫之多，可謂前所未有”（何九盈教授評語），“其成績大大超越了前人”（裘錫圭教授語）。
具體而言：
1、在收錄方面，作者指出，由於基本依據《康熙字典》、《字彚》等工具書編撰而成，《漢》除了增收了敦煌寫本（主要局限於變文）以及其他傳世古籍中的部分單字外，俗字的大規模採錄似乎還談不上。《中》多出《漢》的三萬多字雖然大多屬於俗字，但其捜採的範圍卻也僅僅局限於朝鮮本《龍龕手鏡》、《篇海》、《直音篇》、《篇海類編》、《碑別字新編》、《敦煌俗字譜》等少數幾種書而已，且失收了這些書的大量俗字，比如，“虎”字及“虎”旁的俗書通例“ ”“ ”（前言，2頁），“參”字及“參”旁的俗體“ ”（前言，3頁），“愆”的俗體“ ”（前言，3頁），等等；沒能進一步索找其他多載俗字的著作，如慧琳《一切經音義》、五代釋可洪《藏經音義隨函錄》、唐王仁昫《刊繆補缺切韻》等等，更不用說去大規模搜集俗字別體的淵藪敦煌卷子了。相反，《中》卻又過量收錄了帶俗體偏旁的單字，濫用類推簡化的原則生造簡化字。二書特別是《中》還漏掉了、誤辨析了許多同形字，如《中》即沒有收錄用作“菩薩”二字合文的“ ”（正文，207頁）。
2、在俗字的楷化定形方面，《漢》、《中》皆對所收字的字形作過整理，皆有失誤，祇不過《中》誤處更多罷了。如，“謑”的俗體“ ”，二書皆誤作“ ”（前言，13頁；正文，1033頁）；“天”在道書中的俗體“ ”，二書並訛為“ ”（前言，11-12頁；正文，1049頁）。
3、在注音方面，《中》往往根據今音，改換古代字書給一些有音無義的疑難字所下的直音字，從而不僅使《中》所給出的直音字與古代字書中的原字在古音上差距甚遠，而且掐斷了根據古人所下的直音字來探明該疑難字的字義或者正字（古代字書，有以正字為俗字注音的通例）這一重要綫索。比如，“ ”，《中》曰“yú音魚。義未詳。見《直音篇》。”其實，《直音篇》本言“音施”；而“ ”就是“施”的俗字。（正文，83頁）至於一般字書未載的疑難字，《漢》、《中》或誤認直音字，或承用誤本，或沿襲繆音，或望形生音，也多有未當甚至錯誤之處。如，“ ”，《中》言“jù音巨。義未詳。見《篇海》。”然《篇海》所注“記 切”，“ ”乃“逆”字俗訛；據此，該字當讀作“jí”，爲“ ”的訛俗字。（正文，148頁）“ ”，《漢》注音“hù”，《中》曰“hù音戶”。其實，“ ”本爲“ ”的俗字，音dī；“ 鉾”即“鞮鍪”也，亦作“兜鍪”。（前言，18頁；正文，1068頁）
4、在俗字的考釋方面，《漢》、《中》除了誤認誤釋（如將“簸”的俗字“ ”釋爲“笸”（前言，19頁；正文，896頁）等）而外，二書還留下了數以千計的有音無義、或者音義俱無的疑難字。本書作者運用其多年進行漢語俗字研究的心得，詮釋了其中500多個這類俗字。如，《中》言“ ”字“xī音西。義未詳”；本書辨識出朝鮮本《龍龕手鏡》原來寫作“祈”，又據俗書“斤”“斗”相亂的通例，指出“ ”乃“祈”之換旁訛字。（正文，47-48頁）“ ”字，《漢》引《篇海》曰“音變”，《中》同。本書找出《龍龕手鏡》中同樣“音變”的“ ”字，證以魏《三體石經》，認爲這兩個字皆是“變”之訛俗字。（正文，165頁）再者，《漢》固然注重古文字的源流演變，卻少措意於漢代以後產生的新字的來龍去脈，《中》則對後者給與了較多的關注；本書彌補匡正了《中》的闕失，探明了一千多個與正字的關係沒有得到溝通的俗字的淵源流變。“ ”，《漢》、《中》皆依古字書“音瓦”而稱其音“wǎ”；本書參照《龍龕手鏡》、敦煌寫本中的實際例證，發現“瓦”旁或“瓦”字實乃“兀”旁或“兀”字的訛寫，所以“ ”當作“ ”，該字的音也應該為“兀”，從而糾正了從《篇海》、《直音篇》一直沿襲下來的錯誤。（前言，21-22頁；正文，1001頁）
5、作者指出，《漢》所舉書證和例證主要限於常用字，至於大多數俗字的舉證則不是往往缺略、就是時代太晚。《中》更是不管時代早晚地僅舉一個即罷了，且有數以千計的單字既無書證又無例證；其根據朝鮮本《龍龕手鏡》而增補的俗字，至少有一半已經見於通行本；其所引用的書證，原書多已不存，《中》乃據他書轉引，但《中》卻略去了據以轉引之書的書名，使人難以覈查。何況，二書所舉出的書證或例證，還存在著不少的問題呢。如，“ ”字，《漢》引《龍龕手鏡·衣部》：“ ，或作 ，今音于。包衣，即大袖衣也。”其實，這段話本應該讀作：“ ，或作； ，今；音于，包衣，即大袖衣也。”（正文，99頁）“ ”，《中》曰見於《敦煌俗字譜》。但《敦煌俗字譜》中並無該字，“ ”應是“ ”的誤錄；《中》下文已經收錄有“ ”字。（正文，208頁）
除了這五點之外，本書還討論了《漢》、《中》在俗字條目方面的問題。
三、本書的最大特色，是作者能夠運用自己探尋所得的俗字演變規律，去對各類具體的俗字進行細致深入的考辨；所以，不僅剖析毫釐，分別黍累，往往發人之所未能發，而且常常是解開了一個難點，附帶著就有一連串的俗字得到了正確的釋讀。“許多古來疑難雜症，以訛傳訛的繆說，一經作者考辨，來龍去脈，一目了然。”（何九盈教授語）這實際上體現出了作者深厚的語言學和敦煌學等方面的功底、豐富的俗字研究經驗、以及慎密的治學態度。
“ ”，《漢》據《篇海》引《川篇》，謂其音“都”，“大腸”也。本書卻言，“腸”有俗體“ ”，與“腹”形近易誤；此處的“腸”即爲“腹”之訛也。敦煌寫本S6247〈報慈母十恩德〉之“母 ”、S5601之“母腸”，皆“母腹”之誤；慧琳《音義》中的“腹滿”，有時也寫作“ 滿”，並可證明。“ ”則爲“ ”之訛。“ ”常常連用，指大腹，《宋景文公筆記》中不僅正如此解釋，且注“ ”音“都”。《篇海》所引《玉篇》有“ ”，其釋義“大 ”，今本《玉篇》作“大腹”，亦為“ ”當作“”、“腸”當爲“腹”之確證。（正文，643-644頁）又如，“ ”，《漢》謂同“ ”，因爲《篇海》引《併了部頭》有“或作 ”之語。《中》則曰該字同“峰”。本書首先辨明，“併了部頭”只是一種説明符號，並非書名；其次，《篇海》之“ ”應校改爲“ ”，《漢》所引錄者，誤；再者，“ ”、“ ”當皆是“封”的訛俗字，並不同於“峰”。（正文，340-341頁）
四、材料豐富可靠，結論確鑿可信。
本書的舉證材料異常廣泛豐富，包括了字書、韻書以及其他古籍中的有關資料，特別是涵蓋了碑刻和敦煌寫卷等第一手文獻。更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幾乎核對了《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中所有俗字條目裏的原始材料；《龍龕手鏡》、《篇海》等收載俗字較多、本書引用也較頻繁的典籍，作者還覆核了各自幾種不同版本的異文；本書中引用的文獻資料，都註明其版本和頁碼，以利於讀者稽查核對。正因爲使俗字字形辨析建立在了如此扎實的材料根基之上，沒有鑿空之論，所以本書得出的結論往往涓滴不漏，無懈可擊。
作者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還體現在，行文簡潔，推論謹慎。凡是遇有暫時不能確定之處，則提供自己所能了解的綫索，闕疑待問。如，“ ”，根據現有文獻而言，既可能爲“勊”的訛俗字，也可能是“刻”的訛俗字；因無法判斷何者為優，“姑並錄之，以俟採擇。”（正文，149頁）
總之，正如作者《漢語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爲漢語俗字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一樣，本書對歷代字典辭書中俗字研究成果的整理，也站在了學術界的最前沿。而在這個領域，中國水平也就是世界水平。本書的成功告訴我們，在中國學的某些傳統方面，一味講求西方的新名詞、新術語乃至所謂的新方法，是沒有什麽用的；而只要刻苦、勤奮、細心，再加上敏銳的洞察力，運用傳統的研究手段也有可能走在世界漢學的前列。正如裘錫圭教授所說，“這些年來，學術界、出版界有一種不大好的風氣，不少寫書、編書、出書的人，想以‘大’以‘全’取勝，而不肯在内容的正確性、科學性上下功夫。……我們應該大力提倡《漢語俗字叢考》所反映的扎實學風”。（《漢語俗字叢考》序）
當然了，我們還有一個期望：如前所述，由於《漢語大字典》並沒有大規模採錄俗字，《中華字海》的漏收也比比皆是，所以，企盼著在像作者這樣熟諳内中因由的語文工作者的協力甚或親自參與之下，編纂出一部完善、準確的中國俗字專門字典。
金無足金。無庸諱言，本書也有一些不足或者不方便之處：
由於除了字書、碑刻和敦煌文獻之外，目前可見的俗字資料相對來説還較少，因而本書考訂部分俗體字時，所用例證尚嫌不足。今後隨著有關文獻資料的被發現，本書的内容當有進一步完善的餘地。而且，翻查〈引用書目〉就可以看出，作者利用已經出土的竹木簡牘似乎還太少。
其次，本書正文之前，乃區分為兩部分的〈部首檢字表〉：首先是按筆劃數目排列的〈部首目錄〉；然後為按部首羅列的〈檢字表〉。———〈凡例〉曰，“鍳於《中華字海》收載的疑難俗字較多，需要討論的問題也多，故本書的部首設置和字頭的排列先後一律以《中華字海》為準”。——以本書的性質而言，如此安排是沒錯的。問題在於，如果讀者並不清楚某個俗字的部首爲何，那他又該如何去檢索呢？其實，在本書的後面附錄一個〈四角號碼檢字表〉，指出每個字在《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以及本書正文中的位置，這樣，不僅便於那些已經習慣使用四角號碼的學者，即便對於不認識俗字者來講，也方便得多。
再者，作者引用書名時間或不太規範。比如，作者所著《敦煌俗字研究》，該書上編為“敦煌俗字研究導論”，下編是“敦煌俗字匯考”，下編顯然乃全書的一部分。可是，《漢語俗字叢考》“前言”注釋12，卻稱“拙著《敦煌俗字彚考·瓦部》”；“引用書目”更將“《敦煌俗字彚考》”列於《敦煌俗字研究》之下，作爲單獨的一本書名！（而且，原書的“彚”字，與本書引用時寫的“匯”字並不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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