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甜甜

当前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下讨论传统节日，人们常常会问：谁是正宗？谁最有代表性？十分强调“求同”。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这种争议有时候又是没有必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它总是某一个地域里的民族（民众）的集体创作。这个地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生产方式、日常生活习惯等因素，都会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其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之形成一种地域特征，或者叫做地方传统。这也就是我们所要保护的“文化多样性”，或者说就是主张“存异”。
        我们知道，在世界范围内提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文化多样性”，为了保护在各社区群体中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除了一些地方性、民族性的传统节日之外，历史上还形成了一些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传统节日，其中尤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最为著名。这些传统节日甚至在汉文化圈的一些国家里都有着深刻影响。就这些传统节日而言，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一般性知识之外，在不同的地域、民族中间，还存在着不少地方传统。尊重并且弘扬这种地方传统，正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宗旨。
        据此，本文将以杭州一带的端午节民俗传统作为个案，从史料考据和田野调查等方面加以梳理，力图寻找杭州端午节的地方传统。并希望由此进一步探讨：我们应该怎样保护传统节日中的地方传统？
       
一
        杭州一带的端午节风俗，由来已久。目前发现的典籍材料，较早的可追溯至唐代。五代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有载：“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节习竞渡于钱塘湖。每先数日，即于湖沜排列舟舸，结络彩槛，东西延袤，皆高数丈，为湖亭之轩饰。忽于其夕，北风暴作，彩船汹涌，势莫可制。既明，皆逐风飘泊处湖之南岸，执事者相顾莫知为计。须臾，涓与官吏到湖亭，见其陈设皆遥指于层波之外。大将愧惧，以彩舰联从，非人力堪制，无计取回。涓微笑曰：‘竞渡船共有多少？令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只船，齐力一时鼓棹，倏忽而至，殊不为难。’观者叹骇，服其权智。涓之机捷率多如此。”[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中华书局1958年版。]
        在《唐语林》中，也提到这个典故，可作佐证。文云：“杭州端午竞渡，于钱塘弄潮。先数日，于湖滨列舟舸，结彩为亭槛，东西袤高数丈。其夕北风，飘泊南岸。涓至湖上，大将惧乏事。涓问：‘竞舟凡有几？’令齐往南岸，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小舟，号令齐力鼓棹而引之，倏忽皆至。”[宋·王谠《唐语林》卷三“夙慧”，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杭州在唐代已有“端午竞渡”的风俗。不过这两个材料都没有提到竞渡是为了纪念谁？至少我们不能因此而武断地认定这是纪念屈原。
        记载宋代杭州端午节风俗的典籍相对要多些，尤以《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几种较为著名。
        吴自牧《梦粱录》有“五月〈重午附〉”，文云：“仲夏一日，禁中赐宰执以下公服罗衫。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盝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中，四围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又雕刻生百虫铺于上，却以葵、榴、艾叶、花朵簇拥。内更以百索彩线、细巧镂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御书葵榴画扇，艾虎，纱匹段，分赐诸阁分、宰执、亲王。兼之诸宫观亦以经筒、符袋、灵符、卷轴、巧粽、夏桔等送馈贵宦之家。如市井看经道流，亦以分遗施主家。所谓经筒、符袋者，盖因《抱朴子》问辟五兵之道，以五月午日佩赤灵符挂心前，今以钗符佩带，即此意也。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伏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自隔宿及五更，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或士宦等家以生朱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包金，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周密《武林旧事》有“端午”，文云：“先期学士院供帖子，如春日禁中排当、例用朔日，谓之‘端一’。或传旧京亦然。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合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谓之‘毒虫’。及作糖霜韵果，糖蜜巧粽，极其精巧。又以大金瓶数十，遍插葵榴栀子花，环绕殿阁。及分赐后妃诸阁大珰近侍翠叶、五色葵榴、金丝翠扇、真珠百索、钗符、经筒、香囊、软香龙涎佩带，及紫练、白葛、红蕉之类。大臣贵邸，均被细葛、香罗、蒲丝、艾朵、彩团、巧粽之赐。而外邸节物，大率效尤焉。巧粽之品不一，至结为楼台舫辂。又以青罗作赤口白舌帖子，与艾人并悬门楣，以为禳襘。道宫法院，多送佩带符篆。而市人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钱，排饤果粽。虽贫者亦然。湖中是日游舫亦盛，盖迤逦炎暑，宴游渐稀故也。俗以是日为马本命，凡御厩邸第上乘，悉用五彩为鬃尾之饰，奇鞯宝辔，充满道途，亦可观玩也。”[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书社1981年版。]
        又有《西湖老人繁胜录》，当成书于宋宁宗时，作者西湖老人，不知姓名，该书所记“端午”，也值得一提，文云：“扑卖诸般百索，小儿荷戴，系头子，或用彩线结，或用珠儿结。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何以见得？钱塘有百万人家，一家买一百钱花，便可见也。酒果、香烛、纸马、粽子、水团，莫计其数，只供养得一早，便为粪草。虽小家无花瓶售，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录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端午日仍前供养。角黍天下有，惟是都城将粽揍成楼阁、亭子、车儿诸般巧样。开铺货卖，多作劝酒，各为巧粽。茉莉盛开城内外，扑戴朵花者，不下数百人。每妓须戴三两朵，只戴得一日，朝夕如是。天寒，即上宅院亦买戴。盆种者，官员馈送诸府第。娇马遇重午，都戴合色头须。荷花开，纳凉人多在湖船内，泊于柳阴下饮酒，或在荷花茂盛处园馆之侧。朝乡会亦在湖中，或借园内。”[《西湖老人繁胜录》、《西湖文献集成》，杭州出版社。]
        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云：“端午为天中节，人家包黍秫以为粽，束以五色彩丝。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盘中，围以五色蒲丝，剪皮金为百虫为象，铺其上。却以葵榴艾叶，攒簇华丽。或以彩绒杂金钱缠结经筒符袋，互相馈遗。僧道以经筒轮子，辟恶灵符，分送檀越。而医家亦以香囊、雄黄、乌发油香，送于常所往来者。家家买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标以五色花纸，贴画虎蝎或天师之像。或朱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揭之楹间。或采百草以制药品。觅虾蟆以取蟾酥，书‘仪方’二字，倒贴于楹，以辟蛇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清代，杭州西湖在端午前后有龙舟竞渡，范祖述《杭俗遗风》记载甚详，文云：“西湖有龙舟四五只，其船长约四五丈，头尾均高，彩画如龙形。中舱上下两层，首有龙头太子及鞦韆架，均小孩装扮，太子立而不动，鞦韆上下推移，旁列十八般武艺，各式旗帜，门列各枪中央高低五色彩伞，尾有蜈蚣旗。中舱下层，敲打锣鼓，旁坐水手划船，若做胜会。大看船停泊湖中，龙舟四围圈转，鱼贯而行。如抛物件，各龙舟水手下水争抢。最难者，莫如钱、鸭二物：钱则入水即沉；鸭则下水游去。各舟争逐，大有可观。游船之中，或有打十番锣鼓者，亦有吹弹歌唱者。城里河中，亦有从艮山门水门来者，遊人座船敲打锣鼓，名曰‘游短景儿’。约五月初一起，至初十为竞渡时焉。”[清·范祖述《杭俗遗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咏端午风俗甚多，诗前皆有小序，移录于后：“钟馗像：钟进士画像，端午悬之，以逐疫。”“蒲酒：剉蒲根入火酒，和雄黄饮之，或以涂小儿额上。”“筩粽：端午尚角黍，亦有依古制作筒粽者。”“桃结：午日午时取桃叶，左手绾结簪之，谓可辟邪。亦有沿街叫卖者。”“健人：健人即艾人，而易之以帛，作骑虎状，妇女皆戴之。”“老虎头：午日制虎头，系小儿襟带间，示服猛也。”“蒲剑，剑截蒲为之，利以杀鬼，醉舞婆娑，老魅亦当退辟。”“彩索：结五彩线为索，系小儿臂上，即古之长命缕也。”“网蒜：午日择蒜本之不分瓣者，结线网系之以为饰。”“端阳符：道家于午日送符，必署天师二字，以见其神，受者皆答以钱米。”“雄黄袋：制绣袋绝小，贮雄黄系之衣上，谓可辟邪秽。”“旱龙船：饰小船如竞渡形，为午日儿童戏具。”“五毒扇：小儿午日用之，扇上画蛇虎之属，数必以五。”[清·范祖述《杭俗遗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民国《杭州府志》引《图书集成》、《风俗考》云：“五月端午，门贴五色花笺，堂设天师像，梁悬符箓，竞以角黍、五彩丝相馈遗。家种葵花一本，旁植艾叶、菖蒲。饮雄黄酒。祀神享先毕，各至河干、湖上以观竞渡。龙舟多至数十艘，岸上人如蚁。画船，非贵游不得，觅一渔艇，索钱盈千。钗头符胜，备极工巧，攒绣仙佛、禽鸟、虫鱼、猛兽之形，绉纱蜘蛛，绮縠麟凤，茧虎绒蛇，难以名述。近日，半山龙舟争盛，诸坝各埠俱于朔日奔赴，游人杂遝，不减湖中。”
        民国《杭县志稿》云：“端午，各家以角黍相饷。午刻以雄黄酒喷洒四壁，以苍术、白芷、蓬艾、蒜梗、豆壳诸物焚诸室中，所以祛毒及避霉湿也。”
        民国《于潛县志》云：“端午，先以角黍馈亲戚，家家细切菖蒲根和雄黄泛酒，当午饮之以辟邪秽。墙壁间撒石灰，喷烧酒，使虫豸不得潛伏。门户挂蒲剑、艾虎，并插桃枝。小儿额点雄黄，用五色线缠臂，曰‘长命缕’。剪茧为虎，切菖蒲作小人形，并彩囊实雄黄、香料佩之，皆所以辟邪也。妇人鬓插榴花，俗传可以避赤眼。”
        清道光《建德县志》云：“端午，裹角黍，小儿女簪茧虎于鬓，执蒲剑、艾人以嬉。午中饮菖蒲雄黄酒，门寝贴符箓，爇苍术、香草。采药、合药者，俱以是日为良。”
        民国《寿昌县志》云：“端午……富户并市黄鱼以宴客，虽价昂不计也。”[《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唐宋以降，直至民国年间，杭州的端午节已经形成一种地方文化传统，大致不变。但细加考据，却又会在许多细节上发现种种嬗变。如果我们进一步与当代民俗学者在这一带的田野调查成果相比照，这种嬗变的轨迹就会逐渐地清晰起来。
       
二
        当代杭州的端午风俗，在《浙江风俗简志》[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浙江民俗大观》[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浙江民俗大观》，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中有着较为翔实的记述，拙著《西湖风俗》[顾希佳《西湖风俗》，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杭州运河风俗》[顾希佳《杭州运河风俗》，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二书，也多有提及。与前述史料相比照，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杭州端午民俗流变以及在当代传承的大致轨迹。
        先说龙舟竞渡。如前所述，至迟在唐代，杭州已有端午竞渡。到了宋代，几种较权威的风俗记载中都不提端午竞渡。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却说农历二月初八日在西湖有龙舟游戏，颇热闹。同书卷二“清明节”，也提到此日西湖“又有龙舟可观”。[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卷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偏偏在该书卷三“五月重午附”一节中，却只字不提龙舟竞渡，令人生疑。我们似乎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宋代杭州（临安）的西湖有龙舟游戏，尤以二月初八、清明这些节日为盛，而端午节却并不以龙舟为风俗特征。宋词中，倒是有刘克庄《贺新郎·端午》，提到了龙舟竞渡，“谁信骚魂千载后，波底垂涎角黍。又说是，蛟馋龙怒。”[《后村长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不难看出，所用的正是有关屈原的这个典故。一般认为，这个典故较早见诸于《荆楚岁时记》、《续齐谐记》等书，记荆楚风俗，与吴越风俗有别，正在情理中。吴越一带民众不提此事，并不奇怪。而刘克庄作为文人，熟读诗书，又曾游历各地，在他的词作中提到屈原，也是可以理解的，却不能因此来确认南宋杭州的民俗事象。
        明代的情形也有待进一步考证。前引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杭州端午风俗甚详尽，偏偏只字不提龙舟竞渡，不知何故。读晚明作家张岱的《陶庵梦忆》卷五“金山竞渡”中提到：“看西湖竞渡十二三次”，“西湖竞渡，以看竞渡之人胜”，[明·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有些语焉不详。该文通篇讲述的是江苏几个地方的龙舟竞渡，风格迥异，描述生动，偏偏说杭州西湖却一笔带过，只说是届时围观的人群似乎比竞渡更好看，如此而已。
        不过这段史料毕竟可以证明，晚明的杭州是有竞渡的。到了清代，则前引《杭俗遗风》中的文字可以为证，那时的西湖龙舟，以游戏观赏为特色，则说得很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郊区的蒋村、五常、和睦一带，端午龙舟竞渡至今仍很兴盛，俗称“龙船会”。龙头有专人保管，节前装扮龙船之前必举行祭祀仪式，称“请龙头”。人们十分虔诚地把龙头安装在农船上，然后才开始下水竞渡。所谓“龙舟”，一概是当地农船，只是一旦装上“龙头”，就成了“龙舟”。龙舟一般有三种：满天幛，又称彩龙船，长八米多，前后饰木雕龙头龙尾，龙头上停一金鸡，龙尾挂一蜈蚣，龙头后一手执令旗的木人称“太子”。船舱上插各种彩旗、凉伞、兵器，船舷上装彩色画板。半天幛，亦用农船装饰，插旗、伞，比满天幛简陋。赤膊龙船，更为简朴，只插几面旗而已。这一带的龙舟竞渡，颇具地方特色，由于河道并不非常开阔，历来并不专以比赛快慢取胜。当地龙船上的“龙头”是可以吐水的，船尾站一人，专管掌舵和踩水，控制船头的高低，俯仰之间，龙头便会源源不断地吐出水来，煞是好看。其中五常的龙舟胜会，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联系到《梦粱录》和《杭俗遗风》中的记载，我们发现在西湖中的龙舟历来有这种传统。他们并不以船速的快慢为主旨，往往着重于观赏和游戏，比如在龙舟上荡秋千，表演杂技，演奏丝竹和吹打音乐，或以龙舟的装饰华丽炫耀，或是向水中抛物，让众多水手在水中争抢。凡此种种，在当今蒋村一带的龙舟活动中也有所体现，构成了杭州龙舟的地方特色。
        关于端午龙舟的起因，当代在杭州蒋村一带，人们说的最多的却是“魏征斩龙”的传说。这和常见的“纪念屈原”说也毫不相干。“魏征斩龙”传说的口头版本甚多，究其流变轨迹，则很可能受到通俗小说《西游记》的影响。
        再说吃粽子，这是学者们大都看重的端午民俗特征之一，前引诸多文献也无一例外地提到它。有一点要引起注意的是，宋代几种文献都称之为“巧粽”，《梦粱录》说，粽是和其他一些时令果品，以及辟邪物“当门供养”的。而《武林旧事》和《西湖老人繁胜录》则都说还要把巧粽结成亭台楼阁模样，在门口，或是在人多的地方，作为一种节日装饰出现。这种民俗事象在明清的文献中已经不再提到。
        在杭州，乃至整个杭嘉湖地区，我们在当代田野调查中大致可以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一带民众都喜欢粽子，不过他们并不认定粽子是端午的节令食品。通常，临近年关，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清明节，也往往会在亲邻间馈送粽子。当然，端午节也是吃粽子的，如此而已。如今，粽子已成为一种常年食用的食品，随时可以在商店里买到，这又是一种民俗的嬗变了。
        说罢了龙舟竞渡和吃粽子之后，我们着重要讨论的是从辟邪逐疫、祈求平安这个宗旨所生发出来的一系列行为方式。其实从本文辑录的一系列杭州地方文献资料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个印象。即使在当代采风中，我们也强烈地感受到这个主题。比如，人们在门上悬挂菖蒲，在庭院用苍术、白芷薰烟，佩带香袋，喝雄黄酒，采草药，医家送药，在家中张贴写有咒语一类的纸条，在门口挂桃枝，家中张挂钟馗像，如此等等一系列民俗事象，至今仍在杭州民间流播，它的深层次原因，都无不例外地指向“辟邪逐疫”。
        尽管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不得不认为“辟邪逐疫”说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一种解释。一般认为，端午正值季节转换，此时虫毒蠢动，疫病滋生，我们的祖先顺应自然界的这种规律，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得不试图用种种巫术行为去禳解它，以期达到辟邪逐疫、祈求平安的目的。这样一种文化心态，我们应该予以理解。其实，在巫术行为之外，当时的人们也逐渐积累起了一些有着一定实际效果的知识和方法，用来对付疾病。比如菖蒲、艾叶、苍术、白芷都有杀虫、杀菌一类功用，外用雄黄水，带香包，香包里放上大蒜头，也有驱虫杀菌、清爽神志一类作用。至于直接采药、送药的功用，就更加不必置疑了。
        联系到杭州的史料和当代田野考察，这一类民俗事象形成了杭州一带端午民俗的基调，这个结论可以得到认可。
        最后还要说一说白蛇传传说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民俗事象。这在本文辑录的文献材料中并没有涉及，不过在采风中却屡屡听到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白蛇传是汉族四大传说之一，早已饮誉神州。它一开始就与杭州西湖结下不解之缘，也是众所周知的。《西湖游览志》、《清波小志》、《湖壖杂记》这些地方文献告诉我们，有关白蛇传的故事讲述早在宋代的杭州一带就已有流布。话本《西湖三塔记》和拟话本小说《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大家公认的俗文艺领域里有关白蛇传传说的两个重要文本，则无一例外地确认了它与杭州西湖的关系。此后，口头讲述的白蛇传传说和戏曲曲艺搬演的白蛇传不断相互影响，蓬勃发展，在杭州民俗范畴里逐渐形成的几种事象，是必须提到的。
        一是游览雷峰塔。雷峰塔在西湖边，它的建造与白蛇传传说无关。然而该传说中白娘子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的这一幻想性情节给民众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致许多人都希望雷峰塔早日倒坍，可以让白娘子因此而获救。上世纪20年代，雷峰塔真的倒了。鲁迅先生还特地为此写过一篇杂文，题为《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在《语丝》周刊上。直到如今的雷峰塔重建，仍然成了杭州民众和众多游客的一个关注焦点。
        一是杭州人喜欢吃癞蛤蟆，尤其是在端午节，要弄些癞蛤蟆来给孩子们吃，也形成了传统。越人吃癞蛤蟆，古籍早有记载。后来在白蛇传传说的流播过程中，出现一种传说异文，说当年癞蛤蟆和白蛇争吃许仙吐出来的汤团，这汤团被白蛇抢去了，于是白蛇成了仙，癞蛤蟆变作法海和尚要报仇，这才引出后面的一系列故事。杭州民众打抱不平，普遍同情白娘子，痛恨法海，所以就去捉癞蛤蟆来，斩头剥皮，吃它的肉，如此而已。显然，这只是一种传说的附会。和当年湘楚一带民众用五花丝粽纪念屈原一样，尽管不能用来考证粽子的起源，我们却仍然应该充分珍惜民众的这种情感寄托。
        一是端午节演《白蛇传》戏曲的习俗。这一带城乡，端午节演戏总要点《白蛇传》，也形成了一种地方传统。
        于是我们认为，把端午节和白蛇传传说联系在一起，这又构成了杭州一带颇为独特的节日个性。
       
        三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端午节作为一个传统节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在广袤的地域范围里，它一直是在不断地嬗变着的。不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还在不同的地域里呈现出迥异的地域特色，从而形成该地域的一种传统。犹如滚雪球，有着承袭和嬗变的过程。在历史长河中，这个“雪球”既会不断粘附上一些东西，又会跌落许多东西，情形之复杂，很难作出简单划一的结论。
        杭州的端午节，既有汉民族共同的一些基本特征，又呈现出它强烈的地方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这里的龙舟往往偏重于观赏与游戏，形成一种悠闲而优雅的风度，而并不突出其竞争的激烈。二是这里的粽子突出一个“巧”字，往往以其造型的独具特色而有别于其他地域。三是与白蛇传传说的融合，以至于与雷峰塔这样一种景观的联系，也是十分独特的。
        当然，上述地方特色的形成并没有因此而颠覆端午节节俗的本质特征。如前所述，大量材料可以证明，杭州历史上的，以及迄今为止仍在民间传承的端午节节俗，大多与“辟邪逐疫、祈求平安”这样一个主旨相关，或者说，这是杭州端午节的基调，可能也是全国其他许多地方端午节的共同的基调。
        我们不反对在别的地方把“纪念屈原”当作端午节的基调，但是至少在杭州，历史上并没有这种传统。本文征引的大量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纪念屈原”说确实也有它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由于知识阶层的大力宣传和引导，以至于在全国各地大都产生强烈影响。近现代以来，这种影响更甚。特别是今天的青少年，大多通过阅读书籍报刊，观看影视传媒而普遍地获得这样一种“一般性知识”，可以说早已深入人心。“纪念屈原”说所具有的爱国主义内涵和人格魅力获得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因而加强了它的扩布，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这是事实。但是在学术范畴里，通过梳理文献史料和田野调查，追本溯源，实事求是地厘正一个地域的文化传统，也是很有必要的事情。这其实是“求同”和“存异”的一对矛盾，两者不可过于偏颇。从文化交流的趋势看，“求同”几乎不可避免，而从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宗旨出发，“存异”是当前必须特别予以关注的问题[本人在“2009年中国民俗文化当代传承浙江论坛（嘉兴）”宣读这篇论文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北京大学陈连山教授说，湘西也有在端午龙舟活动中抢鸭子的习俗。本人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中果然看到了“抢鸭子”的实况，确实很生动。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教授说，浙江义乌在历史上有“推端午船”民俗，是将一只木船在街道上推，一直推到水边烧掉。这也不是竞渡，而考其渊源，或许比龙舟竞渡更为古老。]。
        尤其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提出这一点更有其现实意义。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在保护传统节日的工作中，往往不太注重挖掘和整理当地的地方传统，而只是机械地强调某种来自书本的一般性知识，或是搬用别地的一些做法，试图重构当地的“传统”，因而导致他们的工作无法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同，无法获得广泛支持。保护也就有可能只流于形式，势必收效甚微，其实也违背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这种倾向也是值得予以关注的。
       
       
       
注释：           
        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中华书局1958年版。
宋·王谠《唐语林》卷三“夙慧”，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书社1981年版。
《西湖老人繁胜录》、《西湖文献集成》，杭州出版社。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清·范祖述《杭俗遗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清·范祖述《杭俗遗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浙江民俗大观》，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顾希佳《西湖风俗》，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顾希佳《杭州运河风俗》，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卷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后村长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明·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本人在“2009年中国民俗文化当代传承浙江论坛（嘉兴）”宣读这篇论文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北京大学陈连山教授说，湘西也有在端午龙舟活动中抢鸭子的习俗。本人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中果然看到了“抢鸭子”的实况，确实很生动。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教授说，浙江义乌在历史上有“推端午船”民俗，是将一只木船在街道上推，一直推到水边烧掉。这也不是竞渡，而考其渊源，或许比龙舟竞渡更为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