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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有声有光地生活
作者：施爱东
来源：经济日报 2013年3月23日


　　日出日落，一张一弛，生活本来就该是有声有光的

　　学术研究最需要清静，有时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快递突然将你拽离了思路的轨道，等你想要回去的时候，飘浮的思绪就像鬼打墙一样，半天都降不回原点。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无不偏爱熬夜，只有在那样一片无风无浪的寂静中，你的时间才是属于思想的时间，纯粹的时间。

　　我的母亲来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她不能理解我对于纯粹时间的要求，总是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干扰我熬夜。她会在我好不容易渐入佳境的时候突然闯入我的书房，“你刚才洗澡换衫了么?”我很无奈地告诉她，我需要安静，夜里是我的工作时间，没事不要进我房间。后来她就改了，我熬了半宿睡得正香，一大早她就嘭嘭嘭来敲我门，“你昨晚洗澡换衫了么?”

　　我很生气，她也很生气。她生气的理由很简单：“你日夜颠倒黑白不分，我养你这么大，不是养你来熬夜的。”我们母子俩为此吵了不知多少次，直到她认为我的熬夜恶习已有改观，这才放心离京。

　　近读张晖《无声无光集》，于其自序中的一段话心有戚戚焉：“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慈寿寺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想必这才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学术境界。但得学心纯净，无论嘈杂的市声还是闪烁的霓虹，无论黑的夜还是白的昼，都可以化作无声无光的世界，任你思绪驰骋。理想与生活就在这种古与今、声或光、有和无之间奇妙地交织着。难怪吴小如先生称赞张晖是当今少有的“能耐得住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青年学者”。

　　张晖是中国社科院著名的“拼命三郎”，勤奋好学，著述宏富，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同事许继起说，张晖几次早上6点来钟就给他打电话，许抱怨太早，张却笑说，“早吗?我都工作了1个多小时了。”

　　张晖年轻，长得牛高马大，虽然貌似谦恭，实则志存高远，常常勉励自己“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正是这种留声留光的坚强信念，支撑着他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过去的张晖，常常被人视作学习的榜样，那是因为他的勤勉和成就。如今的张晖，也许更应该被学术领域的“拼命三郎”们引以为戒。过度的透支，没日没夜的思与想，无休无止地读与写，终于耗尽了他年轻的生命。父母年迈，妻弱子幼，尚有百万房贷，痛何如哉!

　　又是一个寂静的深夜，想念张晖，油然而生悲酸之情，禁不住潸然泪下。情不自禁地拨打父母电话，刚一接通，又后悔放下。不一会，母亲就将电话拔回来，“刚才是你电话吗?”“是。”“什么事?”“没事。”“怎么还不睡?”“马上就睡。”

　　第二天一早，母亲又来电话了，“你昨日夜里几点睡的?”“打完电话就睡了。”我不敢告诉母亲，其实我躺在床上一夜没能睡着。虽然没能睡着，但我真的努力在按时作息。日出日落，一张一弛，生活本来就该是有声有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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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3月20日 星期三 新京报

      
追悼会现场悲伤的亲友。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张晖生前系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同事感慨青年学者物质与晋升压力大


　　昨日上午10时，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告别厅一楼梅厅，36岁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张晖生前师朋好友们与他作别。张晖的年老双亲，晚年失独（张晖是独生子），在一群表情沉痛的送别人群中，哭声尤其撕心裂肺。他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时的博士生导师陈国球，特意从香港赶来告别，一直安静地，目送人群的来来往往。仪式结束后，他又站立在焚烧炉边，看各种物品、花圈被一一焚烧。

　　一颗学术界新星的早逝，引发师友们无限感伤和追忆，也引发对青年学者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的吐槽和感慨。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无声无光，一语成谶

　　3月12日，周二，张晖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室上班时，感觉身体有些不适：牙龈出血，低烧，于是请了假早早回去休息。周四，因为眼睛疼痛，他去医院看眼科，大夫说他眼底已经充血，而抽血化验时，他的血也开始往外直涌，于是让他赶紧转院。而当转到北大人民医院时，他已经昏迷。

　　3月15日下午4点，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他作别人世，年仅36岁。他的新作《无声无光集》刚刚出版，一语成谶。

　　师友追忆：不是一个书斋式学者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严志雄是张晖攻读博士后期间的指导老师，在他的印象里，张晖总是“一直微笑，是个非常温柔敦厚的读书人”，而且学术背景汲取了华人地区的精粹。张晖先是在国内师从南京大学张宏生老师攻读本硕，后师从香港科技大学陈国球老师，之后又前往台湾“中研院”攻读博士后。严志雄说，张晖所凝聚的不同体系已经具备了做大学问的基础。

　　据张晖的生前好友，南京大学副教授卞东波介绍，张晖是当年南京大学文史哲强化班第一批学生，大三时，就写出了《龙榆生先生年谱》一文。当张晖把论文寄给历史学家吴小如后，吴先生表示：“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使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

　　张晖的博士生导师陈国球说，张晖初到香港时，曾因为两地学风差异，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和调整。他爱逛书店，泡图书馆，而且对学问有着整体性的掌控。他觉得张晖的未来，不仅仅是一个熟悉课题的专家型学者，而是一个大学问家。张晖曾多次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学问能否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陈国球认为，在古代文学专业做学问是很容易成为书斋式学者的，但张晖显然不是。他很像一些西方的学者，把生命和生活经验相联系，和他完全投入的学术相连接。这次来参加告别式，他也收到哈佛大学王德威和台大等很多知名教授的邮件，希望表达慰问之意。王德威在信件中说，他和张晖有过一面之交，张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他经常会引用到张晖所著写的《诗史》，所以张晖的早逝让他非常难过。

　　■ 同事吐槽

　　张晖去世后，同事在医院哭成一片，很多人对他的早逝进行了追问和思考，并觉得他的死亡是一个缩影，他生前的压力同样是一个群体的压力的体现。

　　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高建平谈及张晖，几近哽咽，他说尽管一个人的病情不能和他的压力完全挂钩，但是张晖的遭遇还是引起很多人的反省。他说，当下青年学者的物质压力非常大，在社科院，工资非常低薄，像张晖，2006年刚到单位时，才拿一千多块钱。加之出身农村，全凭一己之力在北京买房，两年前，他又成为父亲，房奴和孩奴的压力曾让张晖颇为焦灼。张晖的同事杨早，在微博上为张晖的家庭发起了募捐。

　　而张晖的一个女同事则表示，张晖应该不仅仅有物质层面的压力，还有精神层面的肯定、荣誉，以及在学术体系晋升的困难让他焦灼。据高建平介绍，拘于指标的限制，尽管张晖学术成果卓异，但他的副研究员职称去年才得以解决。他的博士后指导老师严志雄称，张晖为了获得物质保障，曾劳心劳力去做额外的劳动，这让他很痛心，当下的体制应该为青年学人提供更好的安心做学问的环境。

　　最后，一个同事更是复杂地说：“张晖一向遵守学术规范，只是这次，在活着这件事儿上，他违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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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有光的流星——悼张晖
◎蒋寅
2013/03/22 00:00:00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编者按

　　3月15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张晖因急性白血病辞世，年仅36岁。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写出令学术大家吴小如惊喜的著作，此后之路，一直不失“大家气象”。出身农家的他是独子，如今撇下了自己年仅两岁的独子，还有相知十余年的妻子和年迈的双亲，以及海内外学界的一连串的痛惜和惋叹。

　　编者特集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蒋寅、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宗美、张晖老友维舟的文字刊出。为悼念，也不仅仅为悼念。



　　张晖新著《无声无光集》自序说：“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今日想他，我一字一字地键入：“有声有光的流星”。

　　以我个人的价值观，流星的光焰虽然短暂，也强似黯淡得几乎失去存在感的恒星。

　　放眼今日学界，张晖可说是罕见的少年有成的学人。在南京大学文科强化班读本科时，即撰著《龙榆生年谱》行世，见称于前辈。后在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又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十年间出版独著四种，合著一种，编纂、整理文献六种，身后尚留有两部书稿《易代之悲：钱澄之的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短短十多年的学术青春，竟结出如此丰硕的果实，治学领域涉及清代词学、批评史、近代学术史和南明诗歌。我每读他的论著，都不能不深感后生可畏。

　　是啊，以张晖的笃学、勤奋兼颖悟，大器岂待晚成？鹏翼初展，虽毛羽未丰，但抟扶摇而薄九万，已是指顾间的事，所内所外的前辈、同侪，也无不期以远大。然而万恶的病魔却猝然吞噬了他的生命。面对无声无息地冷却下去的身躯，我悲恸欲绝，难道夺去张晖生命的，仅仅是病魔么？

　　在张晖弥留之际，我赶到监护室，夫人张霖呜咽着说：“蒋老师，张晖是你带他到文学所的，可他没实现你的期望。”我黯然无语，泪水夺眶而出。是的，是我将他引进文学所！

　　想当初他来所里咨询我工作的事，人大文学院的聘用正等待着他。我极力劝说他来文学所工作，认为这里更有利于他的学术发展。他信任了我，面试以出色的表现赢得学术委员会的肯定，进入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但结果，随之而来的境遇，是文学所每个年轻学者都经历过的，薪水低，评职称难，各方面待遇差……张晖同样经受着多重压力，而最不思议的是，凭他这么卓异的学行，这么丰富的成果，居然博士毕业六年才晋升副研究员，而他从前的同学已将升任教授！

　　几年来，张晖一直承受着经济和职称的双重压力，即便没有张霖的泣诉和同学的回忆，我也早由自己的经历感同身受。无奈之余，只能时常宽慰他，一如我宽慰其他年轻的同事。但我不能不自问，我将他引进这个自诩为“国家队”的科研机构，我能给他什么待遇？让他有什么良好的发展？要说国家队，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都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水平，不是足球队的水平。但我们有国乒的待遇吗？这个社会，可以养上成千上万的贪官、蠢材，却不能养几个有才华的学者！我无奈，我有语，也在每一个机会说了，但有谁听，有谁问？

　　面对永远沉默的张晖，群起的恸哭，是物伤其类的痛惜，也是反躬自悼的悲哀。我，一个一日长乎尔的老同事，一个无能为力的室主任，拿什么回答你们？邻床的亲属低声议论：“真可怜，才三十几岁，写过几本书哩！”如果他们知道，这年轻人是承受着多大的压力，积劳成疾，用青春的血汗著成那几本文字，就更不知道会怎么想了。普通人也会有朴素的感觉，并不需要有文化才能理解。

　　几天来，我眼前一直晃动着张晖的面容。因为张晖的硕士导师张宏生先生是我同级师兄，张晖尊我为师，但我却从来视他为畏友。他的研究计划和设想都同我谈过，新著出版也都送给我看。我常会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过去，但他却已不能从我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了。悲夫！

　　不久前，偶然闲谈，他说，写完《帝国的流亡》后，接着就写《帝国的风景》，下面再做什么还没想好，我顺口说：“可做《帝国的记忆》呀。那‘二之’先生，钱澄之王夫之，不是现成的材料么？”他喜形于色，连说好，好，写成个《帝国三书》，或叫《帝国三部曲》！那眉飞色舞的神情还历历在目，但“帝国”的风景与记忆已永远成为绝响。

　　让我们在感叹生命之脆弱的同时，更仔细地审视自身及所属群体的命运。

　　201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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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风义兼师友

◎维舟

　　◆（节选一）那时年少

　　大一暑假回家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回来两个星期，别说“足不出户”，连楼也不下。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入学后深知治学之难，“昔日不知深浅，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创见，缝缝补补足矣”（1997.4来函）……

　　1997年9月，他来函正式告知：“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撰一年谱。”两个月后他又来一函：“近辗转与龙沐勋先生公子龙厦材联系上，如此可望于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谱成功有望。因作百年来词学研究者小传，整日屑屑为生卒年、著述等考订，颇乏趣味，时有不耐感……”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话说，“弟之龙榆生年谱，杀青无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来越多，有应接不暇之势。”（1998.3来函）

　　从少年时读《唐宋词格律》起，他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深感兴趣……而龙氏的某些侧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和他一样，龙氏也体质不好，又有八个子女，一度四处兼课，苦苦维持而又治学不怠。

　　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

　　◆（节选二）涉世之初

　　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社里很急，他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愤然……不过他不断质疑的刚直脾气并无改变，返回南京读研一时，在年底系里的一次硕士与博士后的交流会上，“弟问他们有无觉得做学问没有意义；假使有意义，你们认为是什么意义？支吾一片，没有人能回答。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1999.12来函）

　　◆（节选三）幽暗的光

　　我虽然也一直关注这些，但内心也有严重的幻灭感。有次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

　　他说，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注：节选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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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宗美

　　张晖先生去世时间是2013年3月15日下午4时26分，惊悉噩耗则是3月16日下午3时。古代文学界失去了一位如此年轻有为、成就特殊的好同仁！《文学遗产》失去了一位如此德才超卓的好编辑！而笔者也失去了一位虽未曾晤面但神交已深的好朋友！呜呼！痛哉！

　　与张晖先生最近的一次交往是2月14日，笔者因一篇拙文的投稿，很快收到他的回复和宝贵建议。再前是1月26日，他来信说春节后将惠赠近作《中国“诗史”传统》，并另有一事相托。有谁能想到，仅仅一两个月后，这位对学术如此虔敬、对朋友如此厚意的年轻才俊却已与我们阴阳两隔，西去不归？

　　笔者与张晖先生的交往最初起于2011年夏。因明代文学一篇文章的审稿收到他的邮件，来信很客气，体现了《文学遗产》编辑极好的职业素养，其间也谈到拙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并过问到笔者近来的研究课题。为此，我们有了第一次合作，笔者寄去《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一书，以答其近来做何课题之问。书到后，他回复说：“正欲购买，忽从天降，喜不自禁。我正研究启崇至顺康间诗，大著当有特别的帮助也。”到11月份又因明代文学另一文审稿，我们有了进一步交往和交流。到了2012年，再因拙文《茶陵派非“派”试论》发表，数次往返联系，文中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在我的心目中，他留给我几个最深刻的印象是：嗜书，好学，敬业；学养好，人品好，职业素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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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者张晖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3月15日下午4时26分，杰出青年学者张晖因患急性白血病，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辞世，年仅36岁。 他遽然离世的消息，让众多同辈学人唏嘘垂泪。

　　张晖爱读书，好古典文学，高一下半学期始沉迷《红楼梦》，开始研读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书评人维舟和张晖相识已有21年，1992年他们考入同一所高中，且前后桌，两人常一起贪婪地阅读课外书籍。那时的语文老师觉得张晖“有点奇怪”，语文成绩平平，但和别人不同，交来的周记有时像学术札记，而不是类似“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到了高二下半学期，全班同学皆知张晖迷恋红学、钱学与古典诗词。高三时，维舟偶尔得到一本很旧的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两人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即便在高考前夕，他们都没有停止填词。而这，也是张晖对龙榆生感兴趣的最初起源。

　　进入南京大学文科强化班后，张晖读书愈发不可收拾。暑假回家两周，老同学约他出去玩牌消遣，张晖也只说自己忙。大二那年，他花四百大元买下龙榆生主编的一套《词学季刊》，然后在给维舟的信中，越来越多地让他帮忙搜寻抄录龙榆生在厦大期间的文章资料，或又询问他新买的《陈寅恪诗集》中有无关于龙氏小五柳堂的史料，等等。1997年9月，张晖来函告知维舟：“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撰一年谱。”除了搜罗资料，张晖也去拜访龙榆生之子龙厦材和龙氏门生，后更是得到了龙氏后人全副相托。

　　大三快结束时，张晖编撰的《龙榆生年谱》终于大致完工，寄给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与他多次通信的吴先生这才知道，原来这只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吴小如对这部年谱的评价，让许多人知道了张晖的名字。2001年5月，《龙榆生先生年谱》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全书23万字，这是张晖学术研究的开端。

　　张晖在南京大学继续攻读完硕士后，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念博士，200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08年成为台湾“中央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

　　近两年，张晖学术之路走得愈发稳健，学术成果尤其多。用同事张剑的话说：“张晖正处于学术的爆发期和成熟期，且格局、视野与时人迥然不同，上天哪怕再给他十年时间，相信他都会为学术界奉献出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除了诸多已问世的著作，同事和朋友在整理张晖的遗著时，发现他还有两部未刊稿《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和《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两部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忍寒庐学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以及两部尚未完成的遗稿。

　　勤奋刻苦，纵心典籍，这是张晖给同事留下的最深印象。

　　由于都对近代文学感兴趣，同事杨早和张晖会不时聊聊学术，只有在这个时候，张晖才会神采飞扬。杨早眼中的张晖性格内向，不喜打搅他人，更不爱八卦，平日里除了做学问，似乎就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去年底，中国社科院开年会，晚上大家出去泡温泉、唱歌、玩“杀人”游戏，而张晖却在屋里和另一位同事谈了4个小时的学术问题。

　　大概前半年，张晖有过频繁的感冒、发烧，大家都以为只是小病；之前他也因眼底出血看过医生，但也以为只是用眼过度，多休息就好。细细回想起来，编辑部的同事们都后悔没有多长个心眼，没发现这半年来，张晖的话特别少，基本不怎么说自己的事，大家聚餐时也吃得不多。

　　张晖一门心思做学问，可也逃不过生活的重压。按照副研究员的职称，社科院每月发的工资不过3千多元，张晖是家中独子，年迈的父母亦均无工作，北京房价高企，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前阵子，张晖父母从上海来北京，小房子住不下一家几口，张晖忙着换房搬家，中途还经历些许波折，甚是繁扰。家中孩子才两岁，常常得哄完孩子睡觉，他才能坐在书桌前开始自己的研究。或许，正是这种劳累、焦虑和压力压倒了他。主治医生说，急性白血病和过度劳累有着密切关联。

　　“张晖之痛，是所有年轻学者的痛”，同事施爱东说。年轻学者，上有老，下有少，待遇低，压力大。按张晖的学术成果，若在普通高校，完全可评教授，然社科院每年的职称名额极为有限，从进社科院到成为副研究员，张晖花了6年时间。而职称不仅决定着工资，也对申报国家课题有影响，甚至高校请其上课都有困难……他的另一位同事则表示，张晖感受到的应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压力，这些影响还在其次，应是来自精神层面的肯定、荣誉获得之难，以及在整个学术体系晋升的困难让张晖焦灼不已。

　　亲朋戚友至今仍然希望噩梦般的3月15日能被一只手抹去，希望抹去这一天，张晖就不会被病魔给带走。14日下午，张晖因皮下出血到北京市海淀医院就诊，验血报告出来后，医院建议他转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时他还能自如活动，可到了傍晚，正在医院等待检验结果的张晖开始吐血、昏迷。第二天上午，杨早等同事赶到医院时，医生在会诊后已经放弃了治疗。

　　英年早逝，遽归道山。中山大学教授吴承学刚看到张晖发来的拟参加今年10月第四届中国文体学国际研讨会回执，论文题目是：《死亡的诗学：南明绝笔诗初探》。“这是他最后想写的文字！令人扼腕，令人感慨！这难道就是诗谶吗？痛哉！”

　　3月的北京下起了雪，19日上午10时，张晖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为了这场告别的相聚，朋友们从各地赶来。

　　他们怀念曾经的“老灰”，怀念他那“孩童般纯净的眼神，有声有色、有光有影的赤子之心”。在《中国“诗史”传统》一书的责编曾诚眼里，老灰读书写作像个老先生，饮食口味却“幼齿”得很，酷嗜甜品。在香港清水湾的陋室，老灰和同学、朋友一人一口冰皮月饼，老灰说：“好吃得快要哭了！”翻来覆去追思着老灰的老友，想到这里却是真的哭了，“布衣青衫、温良诙谐的形象宛在眼前”。他们念叨着老灰爱吃的这些往事，“常常是眼角噙泪嘴边却又笑了起来”。

　　张晖走了，留下两岁的孩子、失独双亲、受到巨大打击的妻子，以及买房欠下的房贷和借款。眼下，大家想为他的家人做点事，为其幼子设立教育捐款，在张晖曾经求学的南京、香港、台湾三地以及北京，他的朋友和同事都忙碌了起来。（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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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杰出青年学者张晖先生不幸辞世 （讣告）

        张晖，中国党员，杰出青年学者。1977年11月14日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分会秘书长。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于2013年3月15日下午4时26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不幸辞世，年仅36岁。

张晖勤奋好学，纵心典籍，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诗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无声无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整理作品《施淑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06年）、《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龙榆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忍寒庐学记》（三联书店，2013年）、《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三联书店，2013年）；未刊稿有《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张晖文若春华，思如涌泉，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他的身上，凝聚着中国学人励学敦行的优秀品质；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大损失，本所全体同仁深感痛惜。

      张晖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3年3月19日上午10 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告别厅一楼梅厅）举行，敬请张晖生前友好届时前往送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13年3月16日

附·通知

①如有张晖生前友好，欲撰写纪念文字或发吊唁，请发至jianzhang@cass.org.cn 和zengch_ii@163.com

②张晖生前友好自发组织向张晖遗孤捐赠善款活动，海内外友好人士如有捐赠意向者，请下载附件。谢谢！

相关链接：

①中国文学网·学者风采·张晖     http://www.literature.org.cn/Scholar.aspx?id=309

②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7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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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豆瓣 2013-03-18 11:34:44

　　3月15日清早07:49，张晖夫人张霖从北京打来电话。寒暄几句后，她再难克制，哽咽着告诉我：张晖快不行了。她说，你也不用来了，北京这里好多朋友帮忙，Suda怀胎六月，一个人带小毛，你还是照顾好他们吧，我就是告诉你一声，你也别和她说，免动胎气。

　　挂上电话我仍然脑中一片空白。我甚至连“节哀”都忘了说。到后阳台定了定神后，我和家里简短交代了下，往包里塞了两件衬衣先出门，在路上收到Suda发来的短信：能最快到北京的只有11:30的飞机。我从来没有感到高空航行如此煎熬，因为我害怕他就在自己没有信号的那两个半小时里，无声无息地走了。

　　在一万米的高空，我遮住脸，任眼泪簌簌落下来。

　　我认识张晖已有二十一年。两人同岁、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样住读、且是前后桌(虽然是隔壁宿舍)。我们都是农村孩子，在十五岁进高中之前，我从未去过岛的东部，他也从没到过县城以西的上沙;并不奇怪，我们之间最初的话题是崇明岛各地的印象、口音差异以及各自的少年经历。

　　他自幼早慧，按年岁他原应低我一届(11月生日)，但那时羡慕大孩子能背书包上学，哭闹着也要去;因为姑夫是小学校长，才容他提前入学。小时他喜欢听广播里的评话、小说，也喜欢文史，但十一二岁时大病一场，抢救过来后人似乎也迟钝了点，加上初中环境不同，对文史的兴趣慢慢就淡了，高一和我聊起时还常感慨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初中班主任俞成对他一直青眼有加，俞老师很有才情，不幸当年填错志愿，抱恨不已;语文老师金长庚擅长隶书，但他对书法也并无兴趣。进初中后他长期只是班上的十几名，到初三才挤进前三，最后一次终于考了全班第一，随后在全县尖子生选拔赛上，成为他们全班惟一直升崇明中学的学生。

　　他对初中母校感情不深，原因是觉得自己受了不少冤屈——这一点和他爷爷、父亲相似，他们也性格刚直(日记1993.9.2，下引日记均为我本人日记)。他曾无故被从一等奖学金拉到二等。学校管理又极严，他有次参加直升生会议，仅迟到了一小会儿，便被校长骂得狗血淋头。入团也很迟，他们学校入团还要考试，他考得很好，却还是入不了，似乎是有人为了挫他的“傲气”，最后是在俞老师的极力争取下才取得的。

　　如果有人在那时预言他将成为古典文学方面的优秀学者，可能连他本人都不大会相信。事实上，在整个高中时期，他成绩最突出的倒是数学——高一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他以94分的成绩在数学这一科上列全班第一，高考时他数学127分，也高出另三科一截;张晖起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峻、逻辑思考清晰的理科生，除了历史科优异外其它各科发展较均衡;不像我是个偏科的文科生。但入学半年后，在高一的寒假，他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寒假来后，我感觉他已变了——他变得无限热衷于文学。……他一天到晚地捧文学书、语文书，他总是询问关于古典诗词的东西。他和我变得沉默了，他把时间全用上去了。”(日记1993.5.6)

　　他最初的兴趣点是古典诗词。那时我把自己密密麻麻手抄的约三千首唐宋诗词的本子借给他，他过了两三个月后才还给我。这一兴趣经久不衰，之所以是诗词，乃因它极凝练，每个字都可以反复读，而那时要得到一本书并不易，虽然那时也勉力找到了《词学》、《唐宋词十七讲》、《灵溪词说》、《淮海居士长短句》等来看，但仍有盲人摸象之感。当时我觉得，想理解诗词难易，最好自己也写写试试。然而我们这两个乡下少年既无人指点，又找不到相关书籍，于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实行：两人开始一字字复原平仄，试图照猫画虎，但多数情况下只是把字数填够而已;因而他最初总是偷偷写，不给任何人看。直到高三我才偶尔弄到一本很旧的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两人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事实上，即便在高考前夕最紧张的关头，我们都没有停止填词——我在高考前最后一次填词是7月1日，六天后就开始高考。在这个过程中，对如何组织字词逐渐有了感受，慢慢写得像样了一点(因而更加“悔其少作”)，这也是后来他对龙榆生兴趣的最初起源。

　　与此同时，从高一下半学期开始，他沉迷于《红楼梦》，为此极力搜罗红学著作;对钱钟书《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研读大略也始于此时。要得到这些书不容易，因而两人经常去学校图书馆，不方便借的时候就抄书;同时从杂志上了解动态及应该阅读什么书目(主要是《文学遗产》和《古典文学知识》)。想看又看不到的书，就照着书后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地址写信过去，询问有无相应书籍——通常得到答复后即便没有库存，也会随寄一份邮购书目过来。这种办法最初可能源自我们的另一个共同兴趣：集火花，因为那时乡下尚未普及液化灶，还都使用火柴。我们都曾给大理、长沙的火柴厂写信，有时十块钱就能买到好几百张火花。到高二高三时，三不五时就会有他的邮包到(因为寄到乡下家里太不便，有时会在村里耽搁很久)。有一次他买了一本北京三联出的线装本《槐聚诗存》，薄薄一百来页定价32元，那时一本三百页的书通常也不超过10块钱，看到他咬牙买这样“骇人”高价的书，令全班都印象深刻;那时我就觉得他如果不为经济问题困扰，“日后当有所成”(日记1994.11.4)。

　　因为得来不易，他非常爱书，起初把每本书都包上书皮——直至他的书多到再也包不过来为止。高二有次我去他家时借了本《沧桑艳》(丁传靖 注，陈生玺 笺释)，那时我们对明清之际的乱世都很感兴趣，而此书中相关资料极多，我来不及抄，就用铅笔划在要点下，待回家后抄写。结果还书时他发现后一声不吭地拿橡皮使劲擦，某些地方我擅自更正书中印刷的错别字，他也埋怨我不该自以为是。到高三时，随着校图书室开架及周末去县图书馆越来越多，我们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南明史的书，从司徒琳、顾诚各自撰述的《南明史》、柳亚子编次的《南明史纲》，到《永历实录》、《先王实录校注》。其中最打动我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

　　那段时间我们都贪婪地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的兴趣更为分散，尤其高二时看了一些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张承志和顾城)和外国文学;他则对此毫无兴趣，除填诗作词外，对文学创作也无兴致(高中时他并不以作文好著称，他并非文人才子形象，而一直是精确、思辨的学者气质)，甚至对宋代以前的古代史和古典文学的兴趣也不高，刚进大二时他来函说自己一直在考虑将来专业方向“现已决定学习唐以下文学：宋-->近代”，其根由在高中即已埋下。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曾对我说，她觉得张晖“有点奇怪”，他语文成绩平平，但和别人不同，他交上来的周记有时像是学术札记，而不是类似“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事实上，班上不少同学或许也是这么看他的，到高二下半学期，全班尽人皆知张晖迷恋红学、钱学与古典诗词。前两者后来在他治学中隐而不显，但他从中却学到了很多方法论。

　　到高二，我们俩的成绩都出现了一定波动，但并未就此“收心”。虽然都清楚这些对考试几乎毫无助益，但这种兴趣如此强烈，以至于难以压抑，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了一个减压阀——在应对考试之外阅读这些课外书，并不是“增加”的负担，倒更像是换脑休息。从高二起，我们在假期里开始以文言文通信——他先起头，但最初也不无游戏意味。我们那时的语文老师水平不高(有次她说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的是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这也使得我们只能依赖自学;由于完全没有参照，我们都以为这就是自然的状态，似乎本该如此，而内心深处又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处于什么水平。这使他高考前填报南京大学中文系时一直惴惴不安，他说自己如果侥幸入选后，大概属于中等偏下。

　　尽管对自我评价严苛，但他评价他人倒是常常冷峻、公正而坦率。高二时一次辩论，我方输了，他则认为对方四辩“气质、风度、口才之类”都比我好(1993.11.23日记);另一次一个同学问他，我是否可能成为“大文豪”，他断然回答：“不大可能!”(1994.7.5日记)。在我沉迷于现代诗的时候，他告诫我“作文水平在上升，语文能力在下降”。我语文成绩虽不弱，但至迟到高三头上，他已取代我成为全班公认的古典文学方面最权威、准确的解释者。不必讳言，在那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我们之间既有相互督促、也有相互竞争，不过二十多年来，我们从未因学术之外的问题争吵过。

　　因为平常沉默寡言，他常予人冷峻木讷的印象。但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实极易相处，而内心极为丰富，是所谓“热水瓶性格”。有次他穿了件灰色的风衣，同学看上去像“大灰狼”，他也哈哈笑，从此这(以及衍生而来的“老灰”)就变成了他的外号;另一次同学看香港电影时发现某个角色像他，回来戏称他“大圈仔”，他也笑纳——多年后在香港，电话里他还笑着说：“如今真成了大圈仔。”他喜欢真诚朴实的人，待人也如是。不时还有些冷幽默。高二时第一次去他家，从镇上下车后往东走了好一程还没到，我有点沉不住气，问：“你家房子什么样子的?”他不动声色地指着右前方不远处一栋说：“就跟这栋差不多。”——事后很快发现那就是他家(1993.11.13日记)。又一次夜自修时，他问：“溜到外面去，老师要是查起来，有什么说法应付?”我随口说了几个，他笑说：“那好，我们出去吧。”两人便在小花园里土山的竹亭里聊到深夜(1993.9.2日记)。虽然身材高大，但其实常有孩子气的举动，坐在我后面时，课上还会用笔戳我后背或踢踢我椅子。又喜欢吃零食，生病了托我们带饭，单子上写的却常是杏仁、话梅、可乐之类。上大学后，他也常笑着说起南大的老师“可爱”、“不失赤子之心”，他之所以格外看重这些，大概由于他本人也正如此。

　　和有些学校不同，崇明中学我们那届直到高三毕业都未分班，直到高考前四个月半才正式要求每个人确定选加科目(3+1)，但即便确定之后，三门主课仍按原班级上课，只有加的这一门才另外上课。因而虽然平时竞争极其激烈，学业重负，但至少一些同学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在那个黄梅雨季，高考的压力、前途未卜的迷茫、青春谢幕的感伤……这一切同时达到高潮，久久不散。

　　那时我和他都是全年段九个班级400多人中选加历史的仅有四人之一。因此最后半年上历史课时，老师第一堂课先问：“我倒是要问问你们，为什么要选历史?为了你们四人，害得我还要备课。”其中一个女生说，因为她觉得历史可能容易考一点，她另外三门更差——这可能也是实话，不过好像让张晖听了似乎有点生气，摇了摇头。

　　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时他的理想是去出版社(尤其他心目中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编辑，班主任觉得他考复旦历史系分到出版社应该没问题，但告诫他出版业不景气;他父母虽然向来开明，得知他想继续深造文史，其父也说了一句：“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都扔进冷水缸里了。”不过父亲考虑了一两天后仍尊重了他的愿望，认为“在冷门上做出成就，比在热门上庸碌无为要好”。家里的谅解让他歉疚，他是独子，清楚家境一般，自己这般“任性”的后果如何。辗转反侧之下，一度他竟曾想放弃去考政法科，不过他又说到南京后“不买书叫我怎么活”;甚至说如果有了后人，也一定还是让他学文史(1995.3.8日记)。不过奇怪的是，他从未动摇去南京的念头，即便他那时认为自己将在异乡相当独孤——结果，这个预言最终没落在他身上，倒是落在我头上。

　　最终，他还是选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选了复旦中文系，原因之一是那一年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只招两人，我们都觉得恐怕不会这么巧刚好选中我俩。想好之后，他不再犹豫，他对父母心怀歉疚，但几乎把这看作了自己人生的宿命。2003年底，我到香港，他那时正在香港科大读博士，两人没有时间会面，就在电话里聊了三个小时。他说，到香港后令他感动的一点是：正因为香港是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所以很多来读文史类博士的人，都是绝了别的念头才来读的。他在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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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豆瓣 2013-03-18 22:31:18

　　高考的结果，他如愿以偿;我则一败涂地，被调去厦门大学读广告——当时第四志愿填厦大，原因之一也在于他的劝说：“去那也不错，郑朝宗先生在那!”他那时钻研钱钟书著作，对率先提出“钱学”的郑朝宗也“爱屋及乌”。直到如今，我内心深处实际上一直隐隐将他视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的自己。那原本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在最后那个夏天的狂欢之后，剩下的是无尽荒凉。临别时，我对他说：“真个‘如今俱是异乡人’了。”他也有些感伤，回了我句：“醒来知是梦，不胜悲。”这两句都出自那时读过的韦庄词，那个“梦”，既是谢幕的一段青春期，后来看，也是一个理想。

　　他进南京大学时正逢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文史哲打通来教，教授们极为重视。第一堂课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绍，昔日在书刊上只见其名的海内著名学者，一旦都在眼前。台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名字，台下新生纷纷提笔记下，只有张晖端坐不动，有人问：“你怎么不记?”他很吃惊：“这还用得着记?”对他而言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国内高中与大学教育脱节严重，而他则一直是在以读大学的方式读高中，比很多人都更自觉地做好了准备——他甚至一直以为那是最基本的素养，这也是他此前低估自己的原因。寒假回岛相见，他说，你信不信，南大读中文历史的新生，不少人上大学前看过的课外书不超过十本;不知道“谭其骧”名字的大有人在，更别说“季龙师”这样的称呼了。他说，许多人对海内外学者十分生疏，“有一阵子我在宿舍里每天晚上滔滔不绝地谈文史及名家，他们几乎听傻了。”

　　南大的同学都很好，大二寒假回来，他住我家，一整个晚上都在谈自己在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把他们挨个介绍，形容得个个可爱，一直讲到凌晨四五点，俨然把我看作是他们班的编外成员。他说很想带我认识他们每个人——我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些同学，竟是多年后在他的遗体之前。不过在古典文学的学术上，他当时颇有“独学无友”之感，在来信中说“有同学而无同志”(1997.9来函)。而我，那时经历重创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抑郁和自我怀疑之中，原先自己为之骄傲的东西，此刻一文不值，甚至被目为怪诞。他说，那时真该劝你也考南大——后来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实际录取了三个人，而另两个女生“高考分数都比你低”。他起初还只是试探性地问我“你以后还准备考研么?”既而说深知我家里不大会同意我放弃热门专业而考中文系研究生，劝我不如也像个新闻系的样子“活活泼泼”，但他随后几年仍是越来越不含蓄地鼓动我考研考到南大去。然而我那时对自己丧失了自信，又知家境清贫，父母很难供养，最终还是决定先去工作养活自己。这一直是个使他失望的决定。

　　大学回岛的假期里，我把自己家里的《清诗话》、《请诗选》、《灵溪词说》等都送给他，他说：“你留着吧，你也要看。”我说：“这些以后对你比对我更有用了。”他默默收下。他察觉到我有放弃的念头，但还是不断地给我寄书，有一次竟让张宏生先生题签了《江湖诗派研究》寄过来。

　　进大学后他读书越发不可收拾。大一暑假回家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回来两个星期，别说“足不出户”，连楼也不下，有时吃饭都要叫他几遍才下来，甚至抬到他楼上书房去吃。老同学杨敏有时约他出来玩牌，他说正忙，杨敏啐道：“呸!看书还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入学后深知治学之难，“昔日不知深浅，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创见，缝缝补补足矣”(1997.4来函)，“弟本愚钝之人，欲成一二，须下苦功。唯身边无知己，极苦闷也”(1997.10来函)，“本学期来，弟在孝萱先生指点下开始读史……弟独学无友，虽间有所得而欲告无人，每长叹息，哀你我之分处两地也。”(1997.3来函)

　　从当时的迹象看，他大一时对红学的兴趣仍未减退，因为他最初给郭豫适、吴小如先生写信，所问都是红学相关的问题。“今日又收到郭豫适先生信，见到了前辈学者谦虚的胸怀，极感动。弟亦要求上进”(1996.3来函)，而吴小如先生在答复他俞平伯的问题后，又介绍施蛰存先生给他认识。1997年夏他南来厦门之前，特地去上海愚园路谒见了施老，施老要他遍读唐五代北宋词做根基、又嘱他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因为1941-43年曾在长汀厦大执教数年，还嘱他到厦门后多拍些厦大的照片看看。“日前得吴小如教授函，复印黄君坦资料来寄，又有照片附来，老辈提携后进，真不遗余力”(1997.12来函)。

　　在此之前，他已开始酝酿为龙榆生编撰一部年谱，尤其是因他大二头上时，“多日前弟得龙榆生氏主编之《词学季刊》一套，花四百圆方始买下”(1996.10来函)。给我的信中也越来越多提到各种要求：起初他对日本学者的方法感兴趣，要我帮忙统计白石词中色彩及音乐用语(因为他知道我最喜白石词，日后用作笔名的“维舟试望故国”就出自白石词)，之后渐渐要我帮忙搜寻抄录龙榆生先生在厦门执教期间的文章资料、问我新买的《陈寅恪诗集》中1961-62年间有无关于龙氏小五柳堂的史料，如此等等。到1997年9月，他来函正式告知：“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撰一年谱，饾饤之业，聊遣时日，漫托心思而已，本不足详观细论。”两个月后他又来一函：“近辗转与龙沐勋先生公子龙厦材联系上，如此可望于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谱成功有望。因作百年来词学研究者小传，整日屑屑为生卒年、著述等考订，颇乏趣味，时有不耐感……近日南京天气颇坏，或雪或雨，被困高楼之上，每日木木而已。”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话说，“弟之龙榆生年谱，杀青无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来越多，有应接不暇之势。”(1998.3来函)这段时间，他假期回沪也会去拜访龙厦材及龙氏门人钱鸿瑛、徐培均等。从少年时读《唐宋词格律》起，他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深感兴趣，那时真是进入到龙氏的生命中去了，故而得到龙氏后人全副相托;而龙氏的某些侧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和他一样，龙氏也自学成才、也体质不好，又有八个子女，一度四处兼课，苦苦维持而又治学不怠。当时有人著文说起龙氏只是“文化汉奸”，和我谈起时他说此论很“迂”，对当事人的处境实在体察太少。

　　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原先一直以为他是青年教师，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以至于当时有人说“南大文强班出了一个张晖，办得也就值得了”。

　　不过这部年谱的写作也使他越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尽管张宏生先生等都在为他征集材料，但“大批书无法借阅(或新出版，或手稿影印、未刊稿之类)，只能自己购买，经济上不堪重负。学问须金钱铺路，诚多体悟矣”(1998.3来函)，以至“七月弟亦拟实习，生存压力极大。弟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家父已辞职)……为之苦恼已久，胸中仍无主张……若放弃学术，就此工作，则弟真有所不愿。然置身尘网，有何可言。今日方知晴雯之可贵”(1998.5来函)——他提到这一句，是因为高中时，我最喜欢的红楼梦人物是晴雯，而他最喜欢的却是秦可卿。

　　在此之前，为了买书他已很长时间节衣缩食，极感拮据。有一次和我在上海汉学书店看到《藏园群书题跋》，标价28元，他取舍不决，便对我说：“来，剪刀、石头、布，我赢了就买。”结果他输了，便沮丧地把书放回书架。那时原本早已约好1997年夏他们几个老同学来厦门游玩，在出发前三个月，他来信说海燕和杨敏早已打工筹措盘缠，他不能不来，“否则，将藉口钞票短缺，不拟南行。”那时海燕信上也说：“(晖)也在努力省钱，据他自称现在连书都舍不得买了(这一点我是比较怀疑的)，估计到最后能省下两三百块钱，听他的口气似乎是绰绰有余了。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大概也就只能坐坐521次[慢车]了，而他，也只能靠游泳去鼓浪屿了。”最后能成行，也确实幸亏了杨敏早有准备、又慷慨解囊。

　　那年夏天临南下前夕，不凑巧遇山洪爆发，福建出省惟一的鹰厦铁路严重塌方;他和两个女生一路换乘三种交通工具(先坐火车到上海，换轮船35小时到福州，宿一夜再坐7个半小时大巴到厦门)，舟车劳顿，在三天后终于抵达厦门。在此之前，我大学同学听说他们百折不挠坐船也要南来，都说他们“简直是疯了”。见面后他说，他们南下，主要是想看看我在厦门过得怎么样，说得我一阵酸楚。那几天，四个人在厦门过得极愉快。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四处走走，在鼓浪屿上懒洋洋地，一个个竟在郑成功像(那时我们发现这尊雕像很像高中的班主任)下睡着了。黄厝海滨那时还根本没有游客，仿佛海天之间只有我们这几人在。他脱了鞋，起初穿着袜子在沙子上走，被杨敏嘲笑后脱了袜子，小心走到齐膝深的海水中，忽而兴奋得大叫一声，我们不明所以，都大笑起来。

　　也是在那一次，我在厦门的草坪上第一次听到了张霖这个名字。他说她的诗写得真是好。这次南来，张霖叮嘱他带几朵厦门的凤凰花回去。临走那天，我们站在凳子上，把楼下最后两三朵残余的凤凰花剪下夹在本子里。不久，他在来函中越来越密集地提到张霖的名字，到大三暑假，他给我看了张霖画的一幅“新儿女英雄传”，画着他们俩;画上的他捂着胸口，因为那时他有胃病。张霖对他无微不至，后来我开玩笑说她是“年度最佳饲养员”，他慢慢胖起来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社里很急，他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愤然。数月后我去南京看他，他带我去“军俱”，那里的书市上书像白菜一样堆在地上卖，他笑着说：“震撼吧?我们当年在乡下对每本书那么宝贝，到了这里才真觉得书就是一种商品。”

　　话是这么说，他实际上从未停止求学的脚步，实习时仍不断搜集龙榆生资料。到8月，他接到张宏生先生来函，问及“不知你是否有意续读研究生，我愿意做你的导师”，他感动之余大为宽慰，那时学校也有意留他修《全清词》。不过他不断质疑的刚直脾气并无改变，返回南京读研一时，在年底系里的一次硕士与博士后的交流会上，“弟问他们有无觉得做学问没有意义;假使有意义，你们认为是什么意义?支吾一片，没有人能回答。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1999.12来函)

　　那时我已毕业工作，在一家外资公司不辨晨昏地劳作，内心烦躁得几乎看不下任何书。我们平常的交谈渐渐地更多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关注，而非学术议题的讨论。到他研一快结束时，他来信说决定有机会去香港继续读博士，“我过去太过拘束，信心也不够，现在我想凭自己的实力，无疑是同辈里的优秀人材，故要多争取机会，开拓自己”(2000.4来函)，两年后，这终于成为事实。

　　大约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关注近代的女诗人、女词人。他那时曾屡次在沪拜访张珍怀先生。另一方面是因施蛰存先生早先嘱他关注乡邦文献，要他有机会校点《施淑仪集》;凑巧的是，龙榆生长子龙厦材的夫人正是崇明女诗人陈乃文(也是施淑仪女弟子)之女。他曾说自己祖上是在徽州的账房里做的，但落籍崇明早已有十几代人，自然对崇明感情至深;在高中时代我们就曾注意到崇明岛在明清时代系属长三角一带相当文化欠发达的地区，大三时他和我信上说起“吾乡文风不振，甚可悲也”。这份持久关注一直未变，直到去年夏天他还特地回岛，与县志办约定陆续推出“崇明文献丛刊”，初定第一批书目是王清穆、陈乃文的集子，他事先跟我打招呼：“这样的活吃力不讨好，通常没人做，交别人又不放心，你到时也认领几本吧。”

　　我虽然也一直关注这些，但内心也有严重的幻灭感。有次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有一次，在南京书市，听到旁边一人询问《钟嵘诗品研究》，很内行，让我心头一震，那本书只印了不到一千册，远不如《禅与诗学》畅销，可是张伯伟先生亲口说，在自己作品里他更重视前者。这样的读者就是我们的希望，哪怕很少，也够了。”

　　他说，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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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 2013-03-22 08:22:05

　　3月15日，那本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来自南京的一条短信“老灰出事了!”像一个惊雷，狠狠地砸在毫无知觉的我身上。直到现在，那种痛感还一直尖锐地存在，如身上一处好不了的新伤。

　　面对这突然而至的悲伤，我只能在阳光下哭泣，像个绝望而又惊惶的孩子。死，离我那么远，又那么近。

　　最后一次见活着的老灰，依稀是去年冬至前后，在燕园餐厅，和mike畅谈了一番学者的理想、抱负。在我把他赠送的《中国诗史传统》随意地搁在一边时，老灰毫不留情地批评我：小旁，你虽然是个文科生，却一点精神气质也没有!然后，老灰专心地享用了他酷爱的甜品，用独特的“灰式步伐”(即用外八字迈着四方步)愉快地和我们告别了。

　　在我和mike之间，一直以来，老灰更器重mike，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mike是与老灰同居了三年的密友，最主要的，是老灰热爱那些和他一样特殊的人类。不管是他的伴侣，还是挚交好友，都无一不是醉心于某个专业领域、有着强大信念和操守的人。而我们这些不思进取、贪玩的女孩子们，在他眼里，也许更像是生活中相视而笑、有趣快乐的伙伴吧。

　　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在那些寂寞的学术生涯里，在青春作伴、同学少年的好时光里，我们有幸遇见的，不是一个端坐在神龛上的少年夫子，而是一个活泼泼行走着的，妙趣横生、春意盎然的老灰，一个温良诙谐、敦厚赤诚，在青衣布衫外表下，依然跳动着一颗闷骚的心的，有声有色、有光有影的老灰。

　　第一次见到老灰，是在南大的橱窗里。那时我半路出家，对古典文学满怀着敬畏之心，这种无知而热切的眼神，也投射在了当时文强出身的石米、马大、大宝们身上。有一天，她们指着橱窗，满脸兴奋得通红地说，这是我们同学老灰，出过一本书了!橱窗里，青少年老灰捧着那本《龙榆生年谱》，笑得傻傻的。当时，我心下却有些诧异，在这位少年成名的文科才子身上，怎么就看不到一丝志得意满的神采呢，相反，却是工科生的拘谨与羞涩。

　　后来我慢慢知道了，老灰其实是一位文科中的理科生。他不是一个衣着光鲜、姿态风流的文学男青年，他甚至都没什么文人气质，倒更像是一位科学家、一位逻辑学家，用抽丝剥茧的方式探究着文字世界中的玄妙。如同他敦厚朴实的外表，他的风骨、才华也是隐而不显的，却又于无声处，散发着静默的、恒久的力量。

　　和老霖恋爱以后的老灰，多了几分英俊潇洒的气质，但温良诙谐的底色有增无减。一度香港影星陈豪大热，我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掘老灰酷似陈豪，都叫他“香港明星”，老灰也不以为忤，还偷偷下载了《溏心风暴》去研究陈豪。老灰与老霖伉俪情深，两人时常像连体婴一样出没在校园里，我们便称呼他们为“皮皮鲁和鲁西西”，不分逻辑乱叫一气，又给他俩名字取了谜语，谜面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谜底是“晖”与“霖”。

　　毕业以后，老灰在物理上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他去香港，去北京，去台湾，每次来上海，也总是为了著作出版、学术交流而匆匆来去，我们渐渐地只能从书籍、报纸、朋友那里知道他的近况消息。但我们知道，老灰始终在那里，就像所有久未谋面的朋友那样。

　　只是谁都没有猜到，最后一次见到老灰，不再是站立着的、踱着“灰式方步”的老灰，没有羞涩的微笑，没有孩童般的雀跃，如此高大的身形，却躺在一个狭小的抽屉里面，像一本巨大的、沉默的书。

　　那一刻，痛楚难以抑制地吞噬我的心脏。想起了清水湾，同样是在狭小的空间里装着老灰，而我的心情，却如同天堂与地狱。

　　老灰改变了我的人生。多年前的一天晚上，百无聊赖、小姑独处的我在网上闲逛，碰到老灰在线就聊了几句。而我妈像个侦探一样在旁边窥视。她问，在跟谁聊天呢?

　　我说，我同学老灰啊。然后，照例把他夸了一通，为了避免我妈对老灰产生企图，我把老霖也隆重推荐给了她。

　　我妈不无失望地说，那让老灰给你找一个和他一样的老黑吧。

　　我把这当作笑话告诉了老灰。可是没想到，老灰后来真的给我找了个老黑。他把他认为的最具有精神境界、最接近于他的同类之一，送给了“毫无精神气质”的我。

　　我和mike成为朋友以后，我们迅速把老灰给抛弃了。Mike在打电话时紧闭房门，在老灰试图刺探情报时秘而不答。据老霖回忆，当时的老灰心痒难耐，像对待学术论文一样重视这次做月老的成果，甚至曾多次把耳朵贴在mike房门前偷听电话。喔，老灰!早知如此，我多么愿意穿越到从前，每一次电话都向你敞开!

　　除了醉心学术，老灰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吃，尤其是甜品。彼时老灰在香港，老霖在广州，两人时常忙碌地穿梭在粤港之间，而探亲的频率多半取决于老灰冰箱里食物的消失速度。每隔两周，老霖就会像个真正的兔子一样，背着重重的两大袋食物，从广州挪到香港，而那时老灰就会两眼放光，兴奋地扑向老霖---旁边的食物。有一年中秋，老灰与老霖买了两个冰皮月饼，一个送给了我和mike，另一个，他俩一人一口，老灰说，“好吃得快要哭了!”“好吃得快要哭了”，是老灰用来形容美食的最高评语，他治学方面如此了得，在对待食物的品味、以及形容食物的辞藻方面却又十分幼齿。吃满记甜品时说“好吃得快要哭了”，吃西贡的海鲜大餐时也是“好吃得快要哭了”，但我一次也没见他真正哭过。

　　从来不哭的老灰，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哭了。在装着老灰的格子面前，我难以自抑地泪如雨下。我仿佛看到在南大校园，在燕园餐厅，在清水湾，青衣布衫的老灰微嗔着、不失幽默地说：“小旁，不要哭得这么没有精神气质!”

　　老灰，人人都爱你思若春华，文章千古，我们却更爱你孩童般纯净的眼神，有声有色、有光有影的赤子之心!我相信，你始终冷冻在我们记忆深处，就象一个人失去了知觉躺在海底，任由上面的玻璃瓶、碎纸片、树叶一一飘过，但你始终呆在那里。这一切都将是我们的似水流年，就像在这黑暗的末法时代，始终会有一束幽暗的光照亮着我们。

Robot

朱衣点头的日记
2013-03-18 22:43:25

　　
　　2005年张晖在香港时旧影

　　前些时日把不少自以为没有时间再读的书装入纸箱保存，《龙榆生年谱》即在其中，昨天有朋友告诉我张晖去世的消息，一时间只是恍惚而并不觉惊骇，然后打开纸箱取出这本《龙榆生年谱》，拿着书在屋子茫然站了许久，人琴俱亡之感才没顶袭来。

　　我和张晖算不上有什么特别的交谊，差不多十年前，我们在一个网站上偶然相识，往来交流过各自对于买书读书的经历与感受，之后有一回竟然在香港巧遇，彼此面对面站着聊了很久，却也是我和他唯一的一次见面，多年苦学，他成为有名的学者，我只是他的一个读者，此外平时没有联系，然而死讯传来，我却时时感到一种犹如失去了老朋友般的痛心，拿起笔想写几句悼念的话，还未成行，就已落泪了。

　　本来生死无常，死者又非亲非故，即使再有学问的年轻学者去世，大可如那些往日里默然无情，一旦人死就结队出现特表哀悼的签到者一样，说几句“一路走好”之类的话，但无论如何这种玲珑我学不会，另有些以为如张晖这样的学者本可多写几部著作惠及学林、叹息其前途无量然天不假年这样的言辞，在我看来也过于自私，一树之荫亦是缘分，交情无论深浅，也不必在意他们有没有著作流芳百世，凡是朋友的死都是至可哀痛的事。

　　知堂《唁辞》有云：“我们哀悼死者，并不一定是在体察他灭亡之苦痛与悲哀，实在多是引动追怀，痛切地发生今昔存殁之感。”每个读书人的都有几个呕心沥血苦读写作的朋友，虽说来日方长，付出就会有收获，可世间事不全都是种豆一定得豆，他们大多未必能成为显赫的名流，即使成为大家，他们所创造的成就也终将会被超越，以学术为业本来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且让人伤感的，学人也往往是孤独和寂寞的，或亲或疏，在世的时候有多一点关怀关照，或茶酒畅谈、或结伴乐游、或相隔万里但时常写几句“不见如见”的话，我们现在或者能少一点悲痛，逝者或也能含笑九泉，这些明明都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我们怎么都错过了?!郁达夫悼念许地山的纪念文章最后有一句话：“因为死后的千言万语，总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乌来得实际。”每念及此句，都有车过腹痛之感，现在张晖已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与张晖唯一的一次会面时恰巧水木乔纳森兄也在，我们一同照了一张合影，那几年大家常常在一个与书有关的网站版面上相聚交流，而这个版面后来由我主持，我拿出一本本子请他们写一本各自喜欢的书以作墨宝纪念，张晖留题的是《全唐诗》，署名为当时的网名。

      
    张晖（网名：长短句）2005年留字

　　照片中的我们似乎都还是学生模样，尤以张晖最显年轻，转眼却已和他生死相隔，面对旧影和手迹，我终究不忍说出前人看似平定淡薄可事实如此的话——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

　　张晖走好!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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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张晖讣告”及“张晖幼子教育捐款”方式

　　张晖，中国党员，杰出青年学者。1977年11月14日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分会秘书长。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于2013年3月15日下午4时26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不幸辞世，年仅36岁。

　　张晖勤奋好学，纵心典籍，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诗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无声无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整理作品《施淑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06年)、《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龙榆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忍寒庐学记》(三联书店，2013年)、《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三联书店，2013年);未刊稿有《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张晖文若春华，思如涌泉，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他的身上，凝聚着中国学人励学敦行的优秀品质;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大损失，本所全体同仁深感痛惜。

　　张晖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3年3月19日上午10 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告别厅一楼梅厅)举行，敬请张晖生前友好届时前往送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13年3月16日

　　1. 捐款联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宁(13521815695)

　　2.现金捐赠捐款方式

　　接收时间：2013年3月19日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八宝山梅厅告别室

　　接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马丽

　　接收方式：捐赠人与接收负责人双方共同签字确认

　　3.汇款捐款方式（注：“张晖之子教育捐款”联络组现已撤消，3月26日）

silver

临水的日记
豆瓣 2013-03-19 19:31:43

　　看了维舟怀念张晖的日记，久久不能平静。一位同级同龄的同行的故去，本来就是容易让人不平静的，而维舟的怀念，让我们加深了对逝者的尊敬与惋惜的同时，也促进了我们这些忝在研究者之列的人去自我反省。有一些话题再次在心中被提起，比如，学问的意义。

　　前些年我的博客上也经常讨论学问的意义，经常提及写论文的甘苦，也经常会传达那做学问的过程里“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快乐。虽然也少不了抱怨自己的青春都在故纸堆中度过，却总能心安理得而心满意足地说：其实我再也找不到比这样更好的度过青春的方式。

　　然而随着青春的离去，我的日记的内容渐渐变成了生活的辛苦，求职的艰难，工作的压力，以及，为了对抗这些而写的轻松的不痛不痒的小段子。

　　在大学里当老师做学问，这个工种，在日语里叫做“研究职”。真的，学问的研究当然首先也是一种职业，和所有职业一样，有正面和负面，有甘有苦，有得有失。最重要的是，只要真正进入了这个行当，都会经过一段需要坚持和忍耐的平淡，经历松懈和放弃的诱惑。再或者，作为一个职业，自己一旦被职业化之后，有时候并不需要费多大的力气也能应付得差不多——有了经验，熟悉了套路，掌握了人脉和游戏规则，这个职业也就被自己做熟了，也做俗了。

　　记得我以前写过，有一次我的日本导师问我，为什么要做某个题目。我说，因为这个题目现在做的人比较少，还有一些研究空间。当时我的导师很不以为然，认真对我说，光是这样是不行的。日本也许和中国不一样，在日本，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不那么多，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兴趣才研究的，因为自己真的喜欢自己的研究对象，觉得自己的研究有意义，才会去做。我们做研究，不能光盯着研究成果，心里有研究的热情和愿望，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次，是我在国内开完唐代文学会的年会之后，给我国内的导师写信，谈到自己对学术现状的困惑，觉得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太多了，很多问题似乎都被做得烂熟无味了，我们年轻一辈中间虽有些已经做得很不错的，但也很难真正被学界承认，所以不知道今后自己的努力方向在哪里。导师回信说，学术研究除了老老实实看资料看文本，别无其他捷径可走。如果常常为被人承认与否而苦恼，就没意思了。还是要有一种以兴趣为研究的动力，才能终身坚守。

　　直到今天，对照着已经逝去的张晖，想起两位老师的教诲，我才反省出，自己这几年不知不觉的在这个职业里附加了过多的功利。

　　从已经废弃了的旧博客中找到自己写过的两段文字，让自己想起走上这条路时的初衷，聊以自勉。

　　第一段，来自于我的博士论文的答谢辞——

　　“学问是内心愉悦的满足。我总觉得，研究一些远古的遥远的东西，会让一个人的内心比较容易超脱。不那么拘泥和困扰于琐碎。因为大的时空背景之下，世事便会淡然如水。

　　我的研究对象，是一些非常遥远的生命，以及一段非常沉缓的时光。千百年的时间，一些湮没的人名、文字和传奇。一些不能磨灭的人性和精神。他们是黑暗的时间的洪流里一点点零星的亮光，现在还能看到隐约的闪烁——而我的内心便在追寻这些亮光的过程中逐步沉淀，逐步明净透彻。”

　　第二段，来自以前的博文《学问的意义》——

　　有人问老师：“对于我们的研究，您是怎么看待它的意义的?”

　　老师回答，“老实说，我不知道。有一些属于个人经验的问题，是不能拿到哲学的层面上来讨论的。比如说文学，文学研究，我们没办法为它赋予一个普遍的哲学上的意义。就好像说，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死”是一个问题，这些光用哲学来讨论是没有用的。哲学排斥个人经验，但这些问题只能是和我们的经验有关。”

　　在我更年轻一些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不少中文系的老师，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在文学研究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过煌煌巨著和鼎鼎大名，然而关于学术研究的理由和意义，他们的回答却都极其个人化。而说真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并不喜欢听到一位老师以一副传道授业解惑的姿态告诉我：“学术的意义就在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话是大原则，但不足以动人。我倒宁可一位老师在酒后用微醉的语调说一些家常的小道理：“人一辈子，总要找个事情做，算作自我证明。文学研究是我觉得还不错的自我证明的方式。”或者宁可我的导师在饭桌上笑呵呵地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起：“学术研究其实跟读侦探小说差不多，一步一步探求、摸索，最后解开一个谜团，你就会得到智力上的满足。学术比侦探小说当然高得多，所以它可以无限挑战你的智力和理解力。”

　　也许，文学研究对于我们各人的意义，其实最深刻和最真实的那一点，都只在我们个体生命最细微的内部，难以言传，但懂得的人都会懂。

　　老师说，我们中文系出身的人，去电视台做做节目，去编编报纸，固然都很好。可是电视节目，人家把电源开关关上，什么都没有了。办报纸，到了第二天，头天的报纸就成废纸了。可是你搭进去的是一辈子。

　　外面的工作，看似每天都不一样，其实每天每年都一样。但我们读书做学问，看似每天都一样，其实每天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会决定一生的境界。

　　我说，做学问，搭进去的也是一辈子。最好最好的大学问家，写出一本书来，有一百个人读懂就很不错了。

　　老师说，其实有一个人读懂就不错了。如果一个都没有的话，就算至少是自己读懂了吧。

　　————————

　　久违的自己的文字，说了这么多，也许可以用逝者张晖先生的话作为总结，并以此表达对张晖这位同龄的同行的纪念——

　　“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silver

    张晖的书桌，还是他未离开时的样子

    (转自微吧，曾诚哈木哈木 3月17日 21:15发布)


    张晖的文字：陈三立与龙榆生佚函
    http://ndnews.oeeee.com/html/201303/20/36318.html

    编者按：惊闻本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先生3月15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不胜唏嘘。张晖先生出生于1977年，乃当代不可多得的杰出青年学者，多年来潜心典籍，成就斐然，有《龙榆生先生年谱》、《诗史》、《中国“诗史”传统》、《无声无光集》、《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合著）等作品传世。

清婉

引用:

原帖由 Robot 于 2013-3-23 23:50 发表
原题：有声有光地生活
作者：施爱东
来源：经济日报 2013年3月23日


　　常常勉励自己“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正是这种留声留光的坚强信念，支撑着他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张晖勤奋好学，纵心典籍，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优秀青年学者。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诗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无声无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整理作品《施淑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06年）、《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龙榆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未刊稿有《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1]
【主要论文】
1． 《“商略”创造的情境》，《文史知识》2001年第6期（2001年6月），页41-42。　
2． 《张东荪论词手札》，《文献》2001年第4期（2001年8月），页229－235。　　
3． 《〈蕙风词话〉考》，《中国诗学》第7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6月），页75-79。　　
4． 《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2005年8月），页42-56。　
5． 《从〈宋词三百首〉看朱祖谋的词学思想》，《中国诗学》第1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页221－243。　　
6． 《我们怎样理解黄侃》，《读书》2006年第10期（2006年10月），页149－157。
7． 《慢慢经典化的〈中国文学批评〉》，《书城》2006年第10期（2006年10月），页30－32。　
8． 《论王夫之的“诗史”理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4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页191－211。　
9． 《明代复古诗论中的“诗史”论争》，载《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页393－440。
10．《重读〈本事诗〉：“诗史”概念产生的背景与理论内涵》，《江海学刊》2007年人文综合版（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文科强化班本科生学术特刊，2007年5月），页29－33。
11．《唐诗的传承》，《读书》2007年第5期，页66-71。[2]

恩施土家

引用:

原帖由 清婉 于 2013-3-24 12:30 发表

张晖勤奋好学，纵心典籍，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优秀青年学者。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诗史》（台湾学生书局 ...

瞬间的华丽，永恒的星光；年轻的生命，也许长度不够，但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走好！